三星堆遗址东城墙的发掘情况
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引人注目的文物中，除了青铜礼器和雕像，就是玉石器了。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月亮湾发现以来，这里已出土了数千件玉石器。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玉石佩饰、工具、乐器和礼器。一号坑的一件白色鱼形玉，长12厘米，身扁平而微弧，上端呈三角形，中有一圆孔，两侧刻出对称的五齿，上四齿之间分别以两条平行线相连，显得古拙而质朴。玉石工具品种繁多，有凿、锛、锄、斤、刀、斧、铲等等，不一而足。而像一二号坑中大量出土的玉质璧、圭、璋、瑷、琮等则应是用于祭祀的礼器，其中璋的数量最多，也最引人注目。
此外，器物坑中还出土有金杖、金面罩等金器。其中的金杖，是用纯金皮包卷而成的，象征着当时蜀国最高首领的身份和权力。金面罩是用纯金皮模压而成的，体薄如纸，出土时还黏贴于青铜人头像上。另有数十根象牙、数千枚海贝等，这些都是国之瑰宝，是民族文物之精华。
在三星堆文物中，以青铜雕像群为最大宗，而在阵势雄浑、威赫森严的青铜雕像群中，又以青铜大立人像最为引人注目，其通高2.62米，头戴回纹筒冠，身着右衽龙袍，两手虚握，夸张为环状，站立于神坛之上。铜像表情肃穆，端庄威严，极具王者风范；而龙袍上两条飞龙，历经千年仍栩栩如生，让人除了对当时青铜铸造工艺惊讶万分的同时，还对其独特的美学表达能力叹为观止。
“面具”是三星堆青铜雕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人面具”和“纵目面具”。人面具酷似人的面部，但比例略微夸张，高鼻子、方下巴、阔嘴，具有西亚民族特征，对中国整个历史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来源究竟是一源还是多源。而纵目面具的造型在世界上也属首见，其中最大的纵目面具宽1.38米，高0.65米，眼睛呈柱状突出16.5厘米，耳朵张开为扇状，学术上一种说法为代表千里眼、顺风耳；另一说法为代表古蜀国蚕丛氏的特征（《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但面对无比灿烂的三星堆文化前无渊源后无延续的状况，有人倒更相信另一种猜测——那是外星人的造型，因为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讲，出土文物的精美程度是不可想像的。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高384厘米，分为三层，每层有三条枝，各站一鸟，鸟下踩火轮，与传说中的扶桑树完全吻合，鸟为金乌，而火轮就是太阳。其造型之奇特，结构之复杂，装饰之华丽，内涵之丰富，在先秦植物造型艺术中首屈一指。而三层神树采用套接方式——即加热后套上，待冷却后就紧紧相连，其科技含量也相当之高，令人叹服。
金器是三星堆洋洋大观的文物群体中又一重要种类，其含金量达到85%以上，其余含量为银，而杂质含量仅为0.3%，显示了当时高度的冶金水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条长142厘米的纯金权杖。该权杖是用金条锤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一根木棒上制成，木棒早已炭化，而金皮仍然灿烂如新，上面还刻有三组以鱼、鸟、人为内容的纹饰清晰可见，估计是古蜀国王的权杖。
三星堆的玉石器群与青铜器群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三星堆文明及其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而大量的玉器中以这块长54.5厘米、宽8.8厘米的条形玉璋最为珍贵，它不仅打磨精致，表面还刻满了反映祭祀内容的图案，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其精美绝伦，内涵丰富，堪称极品文物。
这件国宝与玉边璋属同类文物，但其长度达到了92厘米，最厚的部分为0.7厘米，而最薄处仅为0.2厘米，且玉石通身乌黑发亮，晶莹剔透，为上等宝石。同时让人疑惑，在青铜器时代，究竟人们是用什么工具完成了玉石的切割、打磨和雕刻？要知道，这样的玉器就以现在的科技水平也不易制造啊。
当人们浏览了如此众多、出自两个坑中的光怪陆离的国宝，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它们是什么时期的？为什么会麇集在一起？研究人员从种种现象推测，这是两个祀埋坑，是鱼凫王时期大型祭祀活动的遗存。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以及对自然界和自身认识的不足，原始社会的人们创造了许多神。这些神或者是他们恐惧膜拜的对象，或者是他们理想和意志的寄托。为了向神灵表示崇敬，祈求他们的庇，免除祸患，就要祭祀。
现在再来看看三星堆遗址的两个坑：这里有应为祭祀礼器的大量玉质的璧、圭、璋、琮，有应是牺牲遗物的骨渣和象牙，有应为群巫模拟像的青铜人像，更有令群巫进入鬼神世界的黄金、青铜面具；而且这些出土遗物的摆放都有一定顺序，同类遗物的分布也较为集中。种种现象表明，不论是一号坑还是二号坑，都是大型条把活动的遗存。时间在殷商时期，只是三星堆遗址以及两座器物坑包含了大量古蜀文化的信息，展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古代文明中心。一个不为人们所识的3000多年前的蜀国，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过去，我们囿于商代的史料，往往持有“商帝国周边尽为蛮夷、落后之地”的观点。从三星堆古城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座器物坑形成之前，这座城市必定相当繁荣，这个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出现在距安阳1000多千米的成都平原的确令人感到惊讶，但这些发现无疑说明三星堆曾是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又一个重要中心地区，并且与其他商文明中心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过去我们在殷墟卜辞中也曾发现有“征蜀”、“伐蜀”、“至蜀”的记载。其中一例就是作为商王武丁率兵攻打的对象出现的。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女将军，曾带兵攻打到巴蜀地区。遗憾的是这些记载以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不少人对商王朝军队是否有能力进入像四川这样遥远的地区作战表示怀疑，现在看来我们确实是低估了商人的能力和商城的规模。那么，四川与商文化的中心地区中原地区相距甚远，商文化又是怎样传入四川的呢？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从三星堆两座器物坑若干青铜器的考察出发，主张“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又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传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依此说来，商的势力和商文化的影响确已到达了成都平原。
当然，我们从遗迹和遗物中所感受到的只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早期蜀王国文明的物质表现，它那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神秘的精神世界更是引人入胜，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有待我们去破译。
疑窦丛生的古文明
专家们说三星堆的事“说出来要吓死人”，还有人说“三星堆毁于一场大洪水”。然而，它尚有许多未解之谜。
会发现新祭祀坑吗？古时祭祀坑多为五个一起出现。在三星堆发现的两个坑若确实为祭祀用坑的话，还会有第三、第四、第五个坑被发现吗？会有历史更古久、更精美、更令今人难以理解的文物出土吗？
为什么有文明却没文字？三星堆古蜀已建立了城市，产生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器，并有了大型的宗教祭祀场所，这些都是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因素，但出土物中没有可称得上文字的符号——铭文！真难以想像在没有文字的社会环境中，古代蜀族居然能创造那样高水平的物质文明。
青铜人面像的原型是什么？三星堆的奇异人物造型，如纵面人画像，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古代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形象，这会是天外来客的外形吗？或者这些东西是用于天人相通的器物？或者它们就是天外来客的遗存物？
国之重器为何先毁再埋？玉、石器主要堆积在东北角。尤其是玉璋和戈，在出土的器物上都有被火烧烟熏的痕迹。许多变形、残损的铜器、玉石器，除一部分是由于在填上过程中打夯挤压所致外，有的是被火烧坏，还有大部分是入坑前当时人们在进行某种活动时而损毁：如有的铜器一侧或一端烧变形呈半熔化状态；有的玉石器被打碎，出土时残断部分位于坑内不同部位，有的甚至分为五处；有的折为两段而重叠在一起，有的器物端刃或柄残断了，发掘时将填土进行筛过，也未发现残缺部分。这种情况，显然是器物在入坑前就残损了。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将一件件国之重器先破坏再埋掉？
炼铜的铅矿从哪里来？将出土青铜器进行检测，在所有的样品中均未发现锌的存在。自然界中单一的铅矿很少，铅和锌往往是伴生在一起的，冶炼铅常用的矿石也称为铅锌矿。因此在使用了铅的合金中，往往都会发现微量锌的存在。而在三星堆青铜器的成分分析结果是：微量锌是不存在的，在全部样品中未发现锌的踪迹。这表明：蜀人用来冶炼青铜的铅矿可能不是通常使用的铅锌矿，而是无锌伴生的铅矿。这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冶炼青铜的原料之一——铅矿的产地是不相同的。但这样的铅矿在四川没有被发现，古蜀人如何能得到它？
考古专家解答“七大千古之谜”
从1929年月亮湾农民拨开三星堆遗址的第一缕亮光开始，历经大半个世纪十几次的发掘，但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仍有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虽然专家学者对其中“七大千古之谜”争论不休，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无法最后定论。
据四川省考古队驻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介绍，三星堆遗址是距今5000～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遗址内存在三期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陈德安解释说，三星堆一期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文化交流，这可从成都平原出土的玉器中找到佐证。在商代，三星堆已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即早期蜀国，它代表了长江流域商代文明的最高成就，这也能从周边城邑、青铜冶铸技术等方面找到证明。三星堆二期文化则在青铜文化的主导下，表现出古蜀文明的内聚和外衍的两面性。他认为，三星堆文明作为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比黄河文明还早，这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目前有氏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氏羌系。
三星堆古蜀国不大可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根据其出土物品的数量，特别是质量上来看，它最有可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一王朝的早期国家。而其宗教形态估计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神灵崇拜兼而有之。
荒灾、战争、瘟疫或者古蜀人自己的迁徙，这一切就可以消亡殆尽，三星堆发掘现场曾出土贝壳、水生物化石等物，难道不能说一场洪水使之一夜之间彻底消失？
人们一直不能最终分辨三星堆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据了解，有关专家提出了历史学的辩证解释，三星堆青铜文化其实反应了古蜀人对“眼崇拜”等的习俗，认为眼睛有通神镇鬼的功能，因此造型独特的纵目面具等就并非那么神秘莫测。而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却也并非不可想像，不要忘记随兵马俑出土的众多精致的青铜器也全是人为，推测三星堆青铜冶炼技术可能与长期和外界交流合作有关。
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未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最常规的说法是祭祀坑，发掘中的三星堆文化层的年代在商代左右，所以推测祭祀坑年代大约在商代。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可能是文字、族徽、图画，或者是某种宗教符号。根据其强烈的宗教信仰来看，最有可能是宗教符号和族徽。
2000年12月17日，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对三星堆内城的首次发掘取得惊人发现：从4号灰坑出土了全套石琮、石璧、石瑷祭祀礼器和一件三星堆首次出土的双耳平底罐。
17日上午8时，考古人员在距今约3000多年前的灰坑中发掘出了一只造型独特的双耳小平底罐。据了解，这是三星堆考古71年来首次发现这类造型的器皿。
随后考古专家又在4号灰坑中陆续出土了石璧、石琮、石瑷残片。据四川省文物考古队队长王鲁茂介绍，石璧、石瑷是古人用来祭天的，而石琮则用于祭地。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了此坑曾是三星堆文化时期的一重要祭祀坑，但与三星堆1986年出土的一、二号祭祀坑相比，一个是“部落级的”，一个是“国家级的”。同时考古专家发现一处有趣现象：石琮是东南地区距今4000～5000年的良诸文化的代表器物。此次在三星堆遗址内城区域发现，证明在良渚文化之后的三星堆文明与其他地区文明有着明显的交流。
对于此前发现的人工沟渠排成神秘图案，王鲁茂认为，这一奇特现象估计也与古代祭祀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