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文化的发现
龙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国首先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而得名，至今已有近80年的时间。在这近80年里，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大量遗迹和遗物不断地出土，尤其是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址的重见天日，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史前绚丽画面。以城子崖龙山城、寿光边线王古城、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等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城址，揭开了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关键阶段。古文献中谈到夏以前有“万国”，正反映了这一时代背景。中国文明产生于中国土壤之中，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自成体系的一种古代文化。
1928年，对我国考古工作者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他在城子崖台地的西面断层上，发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而带黑色光泽的陶片。这引起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专家们的高度重视。1930年与1931年秋，先后由李济、梁思永先生主持，对城子崖遗址进行发掘，取得了一批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文化遗存。很快，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集——《城子崖》便正式出版发行了。193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省安阳市的后冈发掘出了一个上下重叠三层的文化遗址，下面一层是仰韶文化，中间一层与城子崖发掘出来的文化遗址相同，上面一层是商代后期的小屯文化。根据这些发现，考古学家于是把这种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命名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现与确立，被认为是继1921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彩陶文化发现之后最有价值的发现。尤其是龙山文化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家自己发现、独立发掘的。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大创举，并与殷墟发掘一起，开创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新时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龙山文化的发现，中国历史上一个鲜为人知但在历史进程中却又十分关键的时代——龙山时代，从此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现在世代人的面前。
城子崖的发掘，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化西来说”流行一时的学术背景下进行的。发掘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东方的齐鲁地区，探寻不同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古文化，以证明中国文化的本土性。而在城子崖果然就找到了与西部地区迥然有别的黑陶文化。确凿的考古资料，使当时关于中国文化来源的争论，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使那些一贯坚持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西方学者失去了支撑。
如果说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拉开了龙山文化考古的序幕，那么，1989～1990年间对城子崖遗址的再次发掘，则将龙山文化考古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使人们对这一遗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和提高。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这次发掘中，发掘出了一座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大型龙山文化城址。其面积之大，在迄今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城址中是首见的，它比边线王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要大3～4倍，比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要大20倍。而且，还同时发现了岳石文化和周代的城址，它们是上下重叠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近方形，东、南、西三面有比较规整的城垣，北面城垣弯曲并向北外凸。城内南北最长处530米，东西宽430米。城墙大部分挖有基槽，有的部位在沟壕淤土上夯筑起墙。根据解剖四面城垣的地层资料，城墙是经过多次修筑的，具有长期使用的历史，它经历了龙山时代的全过程。从城内丰富的遗迹、遗物看，当时不仅城址的规模大，而且集中了相当可观的人口。有专家推测，城子崖龙山城的人口当有5000人以上。这次发掘中，还重新挖出了1931年发掘的4条深沟，证实了当年认为是龙山文化的黑陶期堆积，应是岳石文化的堆积，60多年来史学界一直认为的那个龙山文化城址，实际上应是岳石文化城址。而此次发掘的，才是真正的龙山城址。
在城址内，还发现了水井。文献曾记载“伯益作井”，伯益是尧舜时代的人物，从时间上来讲，城子崖的水井与记载是相符的。水井的发明，被专家们称之为划时代的发明。它是上古时代先民在与自然搏斗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是文明起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城址内普遍有水井，同样说明城子崖在当时已是一座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早期城市。
城子崖出土的龙山陶器，不仅精美，而且具有宏大的气势。如鬲、、瓮等器物，制作规整，形态多样，形体较大，是同类器物中的上乘产品，与一般的龙山文化出土的同类器，有明显的高低之别。在城子崖城内，很可能已经拥有一批经验丰富、技术娴熟、艺术素养高的制陶匠人，专门从事陶器的生产。
城子崖龙山城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早期城市发展的关键环节的空白，而且也为研究我国东部早期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有专家指出，城子崖龙山城是中国东部某一方国的中心是龙山时代海岱地区一个杰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984年在山东寿光县孙家集镇边线王村发现的边线王古城坐落在弥河两古道之间的高岗地上。城址为大小两处，小城在大城之内，居大城中部偏东南的位置。两城的结构与构筑方式相似，惟规模不同。城址的平面均为圆角方形。大城每边长约240米，城墙挖有上宽下窄的梯形基槽，槽内夯土坚硬，夯层清楚。四边城墙正中各有一门道，宽10米。小城每边长100米，东墙和北墙各有一门，西墙和南墙遭到破坏。从所出的陶片分析，小城的筑城时间在前，大城修筑时间在后。城墙的筑法采用先挖基槽，逐层填土夯实，而后在上筑墙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城的墙基槽内夯层的不同深度，多处发现长方形或椭圆形的土坑，坑内分别埋有人、猪、狗的骨架。有的多具人骨集中葬在一坑。专家认为，这与远古建筑奠基仪式有关，属于原始宗教活动的一种反映出现在早期城址的墙基槽之内，有重要的意义。
边线王城址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史前城址的资料。根据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以及城址内出土的陶器的分析，推测小城比大城早百余年的时间，大城是在小城被毁之后建起来的。在这百余年的时间内，在同一地点建起的两座城，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想像的空间。也许，这正反映了龙山文化中晚期的时代背景。这里有可能同样存在一个方国的中心，小城因部族的冲突而毁灭，大城则因部族的联合、方国的存在而兴起。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乡告成村西北约500米的五渡河与颖水交汇处的土岗上，雄踞于中岳嵩山南麓和豫中名川颖水之滨。这里是古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地方。1976年至198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联合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表明，该遗址是一处以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为主，并兼有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特别是发掘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的两个东西并列的城址，对研究河南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的分期和城垣建筑结构等方面有重要价值。
城址坐落在岗坡之上，面积1万余平方米。东西两城并列，而东城的西墙就是西城的东墙，西城所在地势略高于东城。东城因被五渡河西移冲毁，仅残存南城墙西段30米和西城墙南段约65米。它们垂直相交，城角的建筑形制是内角为凹弧形，外角呈凸圆，向外突出2米，似为后世“马面”设施的滥觞。东城的时代，据城墙剖面和基础槽夯土层内包含的陶片分析，应在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西城的保存情况比东城好，四面的城墙轮廓也比较清楚。城垣的长度为：南墙82.4米，西墙92米，北墙西段残长9米，东墙南段残长约65米。西南墙角和西北城角均为直角。城角建筑形制，均与东城的西南角相同。西城的时代，经过城墙剖面分析，同样属于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但从西城的东墙是利用了东城的西墙看，东城修筑应略早于西城。两城修筑之所以有早晚，可能是由于东城被五渡河西移冲毁后，才利用东城的西墙作为西城的东墙而修筑起西城。城墙的筑法是先在底部挖一个口宽底窄的斜壁基槽，然后从槽底向上逐层填土夯实。
考古发现，在城址内还残留着与城墙同时期的夯土坑，已发掘出13个，夯土颜色多呈黄灰色，质纯而坚硬，在夯土中夹杂有少量灰黑色砂质与泥质陶片；发现奠基坑十余个，坑内的夯土层之间或夯土层底部下面，多填埋有成年人和儿童的完整人骨架或被解肢的人头骨、肢骨与盆骨。这些人骨架和人骨被填埋在坚硬的夯土层中，很可能与当时对重要建筑用人作为奠基有关；灰坑发现有100多个，遍布于西城内，有圆形袋状、椭圆形、圆形直壁竖穴状、方形和不规则形五种。其中前三种灰坑的数量比较多，挖筑比较规整，因而这三种坑的用途可能是储藏东西用的窖穴或住人的简易房穴。后一种灰坑有可能是取土的废坑；文化层内包含有陶器、石器和骨器等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有青铜器容器残片和刻字的黑陶薄胎平底器残片。这对研究我国龙山文化青铜器的发展史和中国文字的起源有着重要的价值。
据文献记载和传说，嵩山一带是夏族先公建立夏王朝的活动区域。《竹书纪年》载：“夏后氏，禹居阳城”。《书.地理志》颖川郡阳翟条巨瓒注引《世本》载：“禹都阳城”。《孟子.万上篇》载：“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国语.周语上》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祟山。”韦昭注：“崇，嵩高山也。夏居阳城，嵩高所近。”祟山即嵩山，在现今登封县境内。《括土地志》载：“阳城在箕山北十三里。”这些有关古代阳城地望的记载，基本上和现今登封告成镇一带的地理环境相吻合。目前大部分学者已把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的开端，追溯到龙山文化的晚期。王城岗古城址在时代与地域上与夏有这样的吻合之处，确实是耐人寻味的。有专家指出，登封王城岗城址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禹都阳城，即夏王朝的初期城垣遗址。这两座高耸的城墙，已经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河南东部偏南的淮阳县，是传说中的“太昊之墟”。1979年，在淮阳县城东南4千米的平粮台也发现了一处内涵十分丰富的龙山文化城址。遗留在地面上的夯土残墙高3.6米，上宽8～10米，底宽13米。夯土层厚约15～20厘米。夯窝分圜底圆形和椭圆形等。城址的平面呈方形，四面城墙各长185米，面积3.4万平方米。如果包括城墙及外侧附加部分在内，面积可达5万平方米。在南、北城墙的中段，均发现有缺口和路土，应为南门和北门的遗迹。南门宽约1.7米，两边有两座依城墙用土坯垒砌的房基。两座房子的大小基本相同，属守卫城门的建筑设施。南门门道路土0.3米下，发现陶质排水管道三根一束，节节相套，残长5米多。管道周围填以土和料礓石，其上再铺土作路面。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排水管道。城内已发掘出龙山文化房址十余座，多为长方形排房，有的是平地起建，有的是筑于高台之上，普遍使用土坯作为建筑材料。此外，还发现3座陶窑、16座墓葬和一些灰坑。城西南拐角的内侧有杀牛祭祀坑，内埋一大一小两具完整的牛骨架，当是举行奠基仪式时留下来的。出土遗物有陶器、钢炼渣等。根据碳-14测得的数据，平粮台古城址的年代在距今4355±175年以前。
淮阳平粮台古城的发掘资料公布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有专家认为，平粮台古城虽小，城内带有散水坡的高台建筑，还发现有铜渣和陶窑，“显然不单纯是一个军事城堡，而可能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权力的中心。”主持淮阳平粮台发掘的曹桂岑先生，通过多年的研究，认为“淮阳平粮台古城应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东夷集团中太昊氏族的都城。”“如果不是太昊的都城，也当是太昊的后代所建。”也有人研究认为，它是东夷集团中虞舜的都城。看来关于古城的族属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去研究。不过，考古学界已普遍地把古城与文明的起源联系在了一起。
龙山文化发现的城址还远不止于这些。其他如郾城郝家台龙山文化古城、山东邹平县丁公古城、河南辉县孟庄城、河南安阳后冈龙山城、山东阳谷景阳岗相连的八座龙山城等，这些古城址像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照耀着周围的地区。
从文献记载来看，我国城的发展的确有着悠久的历史，《吕氏春秋.君守篇》记有“夏鲧作城”。《世本》张澎补注转引《吴越春秋》也说“鲧筑城以卫君，此城郭之始也。”《淮南于.原道训》也说：“昔日夏鲸作三仞之城。”这些说的是夏初或夏以前的事情，正与龙山文化考古发现相吻合。
龙山文化的考古，已向我们展示出当时社会的发展面貌。当时，掠夺或保护财富、资源和生存空间的战争连绵不断，由此伴生的城墙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大。同时，部族集团内部的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地位的悬殊越来越明显。山东临胸朱封发现的龙山文化墓葬中，有2座大墓，一墓扩长6.7米，宽约4.5米，墓内棺、椁、箱等葬具齐全，葬具上还用多种颜色绘制了图案。随葬的器物多而精，如象征权力的玉、精美的蛋壳陶高柄杯、彩绘的木器等，死者头上有玉簪、王冠徽和由980多片几毫米大小的绿松石做成的串饰，显得豪华而高贵，令人叹为观止。另一墓扩长6.4米，宽4.6米，一棺二椁，棺椁伺有用红，黑彩绘制花纹的木匣，内盛一些精致的陶器。墓中还随葬大量玉器、绿松石、石箭头。泗水尹家城的木椁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墓葬的占地面积达0.6平方米，随葬有成组的精美陶礼器，还有狗下颌骨20余件以及有随葬鼍鼓的迹象等。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小墓，则无棺无椁，随葬品很少或者没有，有些墓扩极小，仅能容身。而且，从整个龙山文化墓葬中可以看到，非正常死亡和葬后得不到正常埋葬的“灰坑”在不断增多，这些大多是人骨架凌乱，相互叠压，还发现有的死者被砍头，身首异处，或被腰斩，或被剁去双脚。从有些尸体中还可以看到被砸伤、砍伤、甚至是被捆绑活埋的迹象。这强烈的反差说明当时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外部的战争也日益频繁激烈。《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时“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左传.哀公九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于万国”。龙山文化城址作为初级文明社会的综合载体，正是在这种风云激荡的时代应而生的，它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现出夏王朝建立以前数百年之久的“万国林立”的酋邦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