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遗址
大汶口文化是以1959年在山东省泰安发现的大汶口遗址而命名的。它主要分布在山东、苏北、皖北和豫东的汶河、泅河、沂河、淄河和淮河下游的广大地区。它的年代大约在距今6000～4000年。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是新中国考古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它的发现，廓清了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重要线索。墓葬中所反映的等级差别、礼器的出现、高度发达的制陶、制玉工艺、神秘的陶符、八卦的萌芽、精美的艺术品等，使我们看到了距今6000年前海岱文明的曙光。据古史记载，在黄河下游地区，远古时期曾居住着一个东夷集团，东夷的先祖有大、少两个集团，还可能有蚩尤的九黎集团。然而，他们的史迹却很少为人所知，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已无法对东夷的历史进行专门而系统的阐述。直到范晔编《后汉书》时才单立了一个《东夷传》。虽然他所依据的是现已亡佚的古本《竹书纪年》，但也是只鳞片爪，语焉不详，为后人留下了一些朦陇的无法捉摸的印象。可喜的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为我们解开这一远古之谜提供了可靠的线索，从大量的考古实物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到东夷族人所创造的灿烂文化。
墓葬是现实生活水平的缩影，意识形态的反映。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墓葬的规模、葬具及随葬品等方面，都明显地存在着差别。如在山东莒县大朱封村大汶口文化墓地，发现小型墓墓坑狭小，只能容放尸体，没有葬具，多数没有随葬品；中型墓规模稍大，随葬品较小型墓丰富，有的使用葬具；大型墓则墓穴宏大，均使用葬具，随葬品丰富。5座大型墓葬，随葬品达335件之多，占整个墓地出土遗物总数的46.5%。在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地，这种贫富分化的现象更加明显。其中的特大型墓，随葬品均在百件以上，其中的6号墓，为该墓地之冠，坑长4.55米，宽3.8米，井字形木棺，随葬猪下颌骨21件，陶器161件，其中高柄杯93件，还有骨雕筒、石壁、玉铲、石凿、石坠等。与此相似的还有17号墓，墓长4.6米，宽3.23米，井字型木棺，随葬猪下颌骨33件，陶器157件。这类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远远超出死者生前的需要量，完全可以和奴隶社会的贵族墓相媲美。除了陶器以外，猪下颌骨数量的多少，成为贵族们炫耀财富的资本。大朱封村墓葬出土猪下颌骨81个，其中5座大墓占33个，约占总数的40.74%，陵阳河随葬猪下颔骨164个，其中的3座大墓就随葬86个，占随葬猪下颌骨总数的54.2%。这些情况均说明，当时私有制已确立，社会财富被聚敛到少数权贵者的手中，而绝大多数人则贫困穷苦。更有甚者，某些权贵竟出现了用人殉葬。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第二十号大型墓，长5米，宽3米，墓主为一成年男子，仰卧于墓穴中央，头插玉簪，颈挂两串玉珠，腕套玉瑷、玉环，头枕一件双孔石，腹部有一单孔石，墓主还有大量其他随葬品。墓主的脚前并排着两具少年尸骨和一条狗、一头猪的尸骨，这些都应当是殉葬者。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社会分化已发展到不可低估的地步。正像考古学家邵望平所说：“从大汶口文化的晚期墓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私有制已经产生，阶级之间的鸿沟正在形成，质朴的氏族制度已被那些工质的、象牙质的珍宝，被那些优美精致的陶质奢侈品所破坏。”这一时期已经处在原始社会的最后阶段——即国家产生的前夜，不久将步入文明时代的门槛。
大汶口文化延续的时间从距今6000年到4000年，分为早中晚三期。从其所反映的经济发展状况及葬俗上所反映的社会情况来看，专家们认为，早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末期，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中期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则已达到父系氏族社会的晚期阶段。
大汶口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礼仪制度。从墓葬分析，死者有手握掉牙的习俗，有的头骨明显地变形，而且有拔牙、随葬猪下颌骨的习俗。这些都是大汶口文化所独具特色的习俗。在王因、大墩子大江口文化墓葬中，还发现了数例齿弓变形，在严重的变形部位有的还置有小石球或小陶球，当时可能还存在着一种口含石球、陶球的习俗。墓葬中还反映出大汶口文化的人们盛行装饰的习俗。这些既含有一定的宗教意义，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世俗礼仪。大汶口文化的遗址和墓葬中，发现有许多比较精致的器物，并非是生活实用器，而是一种祭器。如发现的一种泥质彩陶鼎，鼎外面加以彩绘，显然不是作为炊具用的。还有一种薄胎镂孔的高柄杯，非常精巧、轻薄，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宜使用的，也可能是一种祭器。大汶口文化的器物群中，陶尊的数量不多，然而形体硕大无比，有的高达60多厘米，犹如鹤立群鸡，引人注目。大墩子墓地只发现一件陶尊，出自早期墓M44，该墓随葬品多达53件，为整个墓地之冠。其中有精美的八角星纹彩陶盆、獐牙勾形器、两副龟甲、穿孔石斧，还随葬有狗。墓的主人，据发掘者描述，“该人架身驱高大，骨骼粗壮。而且只有30岁左右。这种年轻力壮的人在劳动生产中，其能力显然会超过常人。我们估计墓主人在当时应是一位社会地位较高、受着尊敬的人。”从墓葬资料我们还可以看出，随葬陶尊的墓，在各墓地中都是居于显著地位。刘林墓地共发掘197座墓葬，只有4座墓随葬陶尊，而且，随葬陶尊的墓又是墓地中随葬品最多的墓。大汶口基地的4件陶尊，分别出自4座墓葬，而这4座墓都是典型的大墓，还随葬了贵重精美的象牙雕筒。这种珍贵的器物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享受的。这些均表明大汶口文化时期，已带上了阶级性的烙印，具体表现为等级制的出现。玉器中以玉（铲）为代表，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曾出土2件玉，制作极为精致。骨牙器主要是用兽骨或象牙雕刻的筒状器，形似玉琮，雕刻精致，有的镂雕花纹或镶嵌绿松石。陶器中的代表礼器主要有陶尊。
从出土的陶器看，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制陶技术相当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大类。早期的陶器仍为手制，中期之后开始出现轮制技术。器类有鼎、豆、壶、罐、杯、益、尊、瓶、碗、钵、盆、盔形器、匝、器座等。陶器装饰以镂刻和编织纹最具特色，常见大汶口文化的纹饰有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划纹和篮纹。最突出的是一些带彩陶器和镂孔陶器。特别是有一种镂孔黑陶杯，其制作和烧造技术可以说达到了大汶口文化的高峰。大汶口遗址中发现的白陶，有的纯白，有的带点淡淡的粉红色，是以瓷土制成，质地细腻、坚硬。大汶口遗址中发现的高柄镂孔杯，是制陶工艺中的杰作。从陵阳河遗址可以看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快轮制作技术已比较盛行。
大汶口文化玉器的制作水平也是比较突出的。在大汶口墓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玉锛、玉铲、玉凿、玉指环、玉臂环、玉笄和玉管饰等。其他大汶口遗址中还发现有玉珠、玉附、玉镯等。特别是在江苏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150件组玉器，主要品种有琮、琼形锥状器、琮形管、锥、耳附、串饰、镯、环、瑷、指环、佩玉、柄饰、珠、管等。安徽含山的大汶口大汶口遗址出土文化玉铲文化第4号墓葬中，发现的玉器达96件，有玉斧、玉壁、玉块、玉璜、玉管、菌状玉饰、刻纹玉饰、椭圆形玉饰、玉勺、玉笄、玉钮扣饰，特别是还发现了玉龟，分背甲和腹甲，玉龟的背甲和腹甲之间，夹有一件玉版八卦图。
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考古学家还惊喜地发现了一些神秘的符号。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4件陶尊上，在相同部位各刻一个符号。诸城前寨遗址出土的一件，上面所刻的符号与陵阳河陶符其中的一个相同，而且，这个刻符还涂有朱红的颜色，带有神秘的意义。正是这个陶符在两处遗址出土的器物上重复出现。这4个刻符中，其中有一个呈短柄的状，柄上有冠有镦，全形与余杭瑶山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基本相同。已故古文字学家唐兰将其识为“戊”字。有人进一步认为这一符号描绘的是象征兵权的权杖。其二为短柄锛的侧视图像，唐兰先生识为“斤”，斤本是工具，但此斤柄端有镦，绝非普通工具，应已演化为礼仪之器，即权杖。第三个符号，是以太阳为主要描述对象，上部是一个圆圈，表示太阳，中间是近似月牙形的火焰纹，表示太阳热而亮；底下暗五峰山形，说明太阳运行于天空。有些则是省略了五峰山。这种符号古文字学家多有研究，有的识为“旦”，有的识为“炅”，有的则识为“昊”，但都与太阳有关。有人指出，它们是大汶口文化所崇拜、祭祀的太阳神的徽像。
另外，在大汶口的陶尊上还发现一种符号，形似羽冠。这种符号有简、繁之分。繁复者上首是冠徽，中间是冠体与羽翎，下面表示戴冠者脸庞的倒梯形。严格来说，这是个神人或君王的头像。稍简化者只留羽冠，最简单者又省去羽翎，只保留一个冠徽。历史学家李学勤指出，这种符号“显然是象形的，所象的可能是一种饰有羽毛的冠”，这种羽冠的图像在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上仍然可见，可能是“皇”字之初体。
这些神秘的陶符，引起了许多古文字学家的兴趣，激起了探索者的欲望。有些把它们视为原始的文字，有些则持否定的态度。不过，从这些陶符的形状以及所刻划的位置分析，它已具有某种深层社会含义，反映着当时人的信仰和观念。在我们看来，它们应当是原始宗教的伴生物，是巫师集团所为。一般认为，《左传》昭公十六年郯子关于少少氏纪于鸟的陈述，是少、少集团以鸟为图腾的追忆。因此，大汶口文化盛行鸟造型陶器及装饰的现象，即被认为是东夷人或少、少氏集团图腾文化的遗存。但东夷或少、少氏族以鸟为图腾的同时，还盛行太阳崇拜，而且二者是有一定的联系的。东夷人既崇拜鸟又崇拜日，对鸟与日的崇拜往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面讲的三个陶符，看似毫不相干，实际上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以太阳为主要描述对象的那一类符号，是太阳鸟崇拜的遗迹；形似羽冠的符号，反映了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崇拜鸟的事实，也可能是巫师头戴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冠饰；形似、斤的符号，应视为巫师手中的法器，是神权的象征。
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随葬龟甲的现象时有发现。这些龟甲多出于大中型墓葬，小型墓较为少见。这些龟甲，多数有数量不等的穿孔，放于腰侧，可以断定是挂于身上的佩带之物。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墓葬中发现了3幅龟甲，其中21号墓出土的一幅，内装许多小石子，背甲上有穿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44号墓中出土两幅龟甲，一幅发现在人骨架的左腹上，内装骨锥6枚，背甲上下各有4个穿孔，分布成方形，腹甲一端被磨去一半，上下部有“X”形绳索痕迹。另一幅发现在人架的右腹上，内装骨针6枚，背甲偏下处有4个穿孔，分布成方形，下端边缘有8个穿孔，列成一排。墓的主人是一个约三十岁左右的男性，身高约1.85米，骨骼粗壮。随葬品丰富，达53件之多，其中有三足高柄杯、八角星彩陶盆、带柄獐牙勾形器。有专家认为，这位身材高大的人，生前是一位社会地位较高的酋长，同时也是一位大巫师，龟甲内的骨针和骨锥，推测与当时的八卦和医学有关。另在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工作者还意外地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的易卦刻文，有专家指出这应是最早发现的重卦。在安徽含山凌家滩还发现了玉龟和夹着的一件玉版八卦图。这个玉版的正面，围绕着中心，刻有两个大小相套的圆圈，在内圆圈内刻八角形图案，与大汶口文化彩陶八角星图案基本一致。内外圈之间有八条直线，将其分为八等份。第一等份中各刻有一圭形箭头。玉版的方心八角形象征太阳，八角是太阳辐射的光芒。八角图象与象征太阳的中心图像相配，符合我国古代的原始八卦理论。所谓八卦，就是《周易》一书中的那些符号。关于八卦的起源，《赐.系辞下》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庖牺氏也作伏羲氏，也就是太、少氏。有专家指出，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文化可能就是太、少部族的遗存。那么，这些龟甲以及玉版八卦图等自然便是太、少氏集团的杰作了。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八卦的起源，石子是大汶口人占卜的工具，“X”形纹则可能是卦象，当时很可能已发明了筮法。筮法的出现，是人类具有象数意识的标志，说明当时的大汶口人已具备了一定的数学知识。
大汶口文化的原始艺术品，不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在我国整个艺术发展史上也占居着重要地位。从色泽艳丽的陶器装饰，到栩栩如生的动物造型，再到形象自然而逼真的人面雕像，拙朴中透露出真切和神奇，表现了大汶口人的聪明智慧和伟大创造力。
大汶口的彩绘艺术主要表现在彩陶上。它的制法是先在陶坯上画彩，然后入窑烧造，使色彩与胎面上的陶衣融为一体。也有的是在陶器烧成后，再绘上各种彩色图案。彩陶以中期为最盛，主要有植物花纹、演化了的植物花纹、编织纹、太阳纹、八角星纹以及几何形图案等。这些由写实到写意的图案，色彩的应用，线条的搭配，绘画的布局都恰到好处。
大汶口文化的雕塑艺术，如陶塑，从技术上看，人们已经懂得抓住动物特征和注意到动物本身各部位的相互关系。比例结构合理，有时候还进行适当的夸张处理，以塑造出动物各种各样的姿态。如猪形器、狗形器、龟形器等，实用与造型美相结合，既是实用器，又是一件绝妙的艺术品。雕刻器中，主要的有人面雕刻玉饰、象牙雕筒、象牙梳、骨雕筒、玉铲等，是大汶口人用锋利的石器在经过加工的骨料或玉料上精雕细刻而成的，有的还镶嵌有绿松石等，制作十分精致。当时的钻孔技术、磨制技术已相当成熟，如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透雕象牙筒，图案由四个花瓣交错组成，匀称整齐，大小一致。如没有先进的雕刻工具和纯熟的刀法是很难完成的。这标志着当时的雕刻工艺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