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家、道德与宗教兴亡的全部景象，进步的观念本身就会发现是可疑的。进步只是“这代”的自诩自夸吗？因为从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在人性方面并无本质上的改变，所有科技方面的进步只能视为完成老目的的新方法——货物的取得，两性的互追，竞争的取胜，战争的格斗，莫不如此。在我们觉醒的时代，有一个令人失望的发现：科学是中立的，它将欣然为我们做杀伤的工作，如它将为我们做治愈的工作一样，它将欣然为我们做破坏的工作更甚于为我们做建设的工作。培根骄傲的警语“知识就是力量”，目前似乎很不适当了！有时我们觉得：强调神话与艺术，而不强调科学与力量的中古与文艺复兴时代，可能比一再扩大我们的手段而不改善我们的目标要聪明得多。
我们在科技方面的进步，“善”中也带有“恶”的气味。我们生活上的舒适与便利可能削弱了我们生理上的精力与道德上的素养。我们大量地发展运输的方法，但是我们有人利用它们去方便犯罪、去杀我们的同胞、去杀我们自己。我们行走的速度2倍、3倍、100倍地增加，但是也丧失了我们行走的勇气，或许我们可以每小时移动2000英里，我们仍是穿着裤子的猿猴。我们为现代医学的内外科治疗而喝彩，假如它没有带来比病痛更坏的其他后果；我们感谢我们医师的勤勉，他们疯狂地跟细菌的复活与疾病的发现竞赛；我们也要感谢医药科学赐给我们的延年益寿，假如不是病痛、残废与悲愁多余的延长；我们获悉与传播这个地球每天发生的故事的能力，比过去增加了100倍，但是我们有时又羡慕我们的祖先，他们平平安安地生活，只是偶尔被村子里的新闻轻微地打扰。技术工人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情况比起以前大有改善，但是我们也使我们的城市由于贫民窟的藏污纳秽与暗无天日而更加溃烂。
我们欣喜我们从神学中获得解放，但是我们有没有发展自然的伦理——独立于宗教之外的道德规范——使我们有足够力量不让我们贪得、喜斗、好色的本能败坏我们的文明，而陷入一个贪婪、罪恶与淫乱的泥淖中呢？我们真正除去褊狭的思想，还是仅仅把它由宗教的变为民族的、意识形态的或种族的敌对呢？我们的习俗是比以前好呢，还是坏？“习俗，”19世纪一位旅行家说，“你由东往西走时，会发现却比前差。在亚洲是坏的，在欧洲也不佳，而在美国西部各州，更集坏之大成。”现在东方在模仿西方。我们的法律为保护社会与政府而制订的刑罚是不是太多了？是不是我们现有的自由已超过我们智慧能忍受的了？或者，我们道德与社会的混乱已到使父母们震惊的程度，他们要跑到圣母教堂，要求她们代为管教子女，为知识的自由而不惜任何代价？是不是自笛卡儿以来，由于历史不承认神话在安慰与控制人方面充当的角色，而致所有哲学的进步都是错误的呢？“一个人增加知识，即增加悲哀；有多少智慧，就有多少痛苦。”
是自孔子以来，在哲学方面根本没有任何的进步，还是自埃斯库罗斯以来，在文学方面根本没有任何的进步呢？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音乐，以其复杂的形式与有力的交响乐团而言，的确比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时更为艰深吗？或者比中古阿拉伯人用他们简单的乐器，弹奏的单调歌声更富音乐味而更能打动人吗？埃德华·莱恩（Edward Lane）谈到开罗的音乐家时，曾说：“我对他们的歌唱着迷……超过我听过的任何好听的音乐。”我们的建筑，就其雄浑、创新与感人而言，比之古埃及或古希腊的神庙又如何呢？我们的雕刻与埃及法老海夫拉（Chephren，约公元前2850年）时的雕像和希腊信使神赫耳墨斯的雕像相比又如何？我们的浮雕比帕赛波里斯和希腊万神殿的又如何？我们的绘画比起凡·艾克和霍尔拜因的又如何？假如“用秩序代替混乱就是艺术与文明的主要特性”，美国与西欧的绘画是以混乱代替秩序，而这是我们的文明堕落到杂乱无章的败坏之地的明显信号吗？
历史是无可无不可的，几乎随便选取一个实例，都可由其而得出任何结论。用一种较为明显的偏见来选取我们的证据，我们即可引申某些尤为满意的反应。但是，我们或者应先对“进步”下一界说，对于我们而言其意为何？假如其意是增加幸福，则几乎一看就知为子虚乌有。我们的烦恼是永无止境的，不论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不论我们实现了多少理想，我们仍将永远要为现在的重大不幸在找宥谅。我们不承认人类或宇宙是无价值的，只是聊以自慰。用孩子的个子平均比过去高，生活也比成人与贤哲为优等来界说为进步，似是愚蠢的话——因为孩子为这三者之中的最幸福的，是必然的。可能不可能有一个更客观的定义呢？这里，我们想把进步定义为增加对生活环境的控制。这是一个考验：因为最低等的生物也和人类一样要把握住这点。
我们不一定要承认进步势将是不断的，或者是普遍的。很明显，也有退步，正好像一个发展中的个人，有失败、疲困或休息的时期一样。假如现阶段在环境的控制方面是有进展的，则进步就是真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几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会有一些国家是在退步，也有一些国家是在衰颓中的，如英国失其地位。同一个国家，也可能在人类的活动某一方面是进步的，而在另一方面是退步的，像美国现在在科技方面是进步的，而在绘画艺术方面则是退步的。假如我们发现：在年轻的国家中，像美、澳等国，他们的才智之士都倾向于实用的、发明的、科学的与行政类的工作，而不愿做画家、诗人、雕塑家或作家。我们就一定会了解，每个时代、每个地区，在追求其对环境的控制时，都需要某类才能并加以诱导此类人才，胜过对其他人才的培养。我们不应把某地某时的作品，与过去各时代中精选出的最佳作品做比较。我们的问题是：是否一般人都已增强他们控制其生活环境的能力。
假如我们用长远的眼光来看，而且以我们现代的不安定、混乱、危机四伏的生活情况，与原始民族的无知、迷信、暴动、疾病比较，我们并不感到十分失望。在高度文明国家的最低阶层人民，与野蛮人也许仍然没有多大分别。但是，在这之上，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达到很高的精神水平和道德水平，这是原始人难以企及的。我们在城市里生活过度紧张，有时真想逃避到文明前的淳朴生活方式。但是，在我们偶尔想入非非的时刻，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现实生活而产生的一种不切实际的负面思想。又如很多青年的气质、野人般的偶像崇拜，也只是表示青年期一种不能适应环境的发泄，是因意志能力尚未成熟而找不到适当的安置之故。“意气而浪荡的野性”也是很可爱的，如果他无尖刀、帮派与污名。现存的原始部落的研究，显示其时婴儿死亡率高，他们生命短暂，他们的精力与速度都差，他们的疾病感染性甚大。假如生命的延长即表示对环境的较佳控制，则由死亡统计表即知人类是进步的，因为在最近3个世纪欧美白人的寿命已延长了3倍。不久之前，有一个殡仪馆业者的会议，他们讨论到因死亡率下降而危及他们的生意。无疑，若殡仪馆从业员陷入惨境，则进步是真的。
由古人与今人的竞赛中，说古人夺得了金牌，并不十分明显。我们看：在现代国家中，饥荒不是已经被消灭了吗？而且现在有一些国家生产的粮食不仅供自己国家的需要，还送给需要的国家，动辄以百万蒲式耳计的小麦输出国外，我们能说这是小成就吗？我们不是正在积极地推展科学，而且已经大大减少了迷信、蒙昧与宗教的偏激吗？我们不是正在积极推广技术，而且已使粮食、住宅、享受、教育与休闲活动超过过去任何时期吗？我们是真的宁愿有雅典人的“Agora”（古希腊平民大会）或罗马人的“Comitia”（古罗马市民会议），而不要英国的议会或美国的国会吗？或者满足于像阿提卡那样狭隘的参政权？或者像罗马有一时期，其统治者由执政的禁卫军来选举？我们宁愿生活在雅典共和国或罗马帝国的法律之下，而不愿生活在宪法赋予我们的人身保护状、陪审制度、信仰与思想自由，及妇女解放的制度之下吗？我们的道德虽然松弛了，但真比阿尔西比亚德斯荒淫无度还坏吗？我们美国有哪一位总统曾模仿伯里克利，跟高等妓女生活在一起？我们有著名的大学，我们有很多出版公司，我们有藏书丰富的公共图书馆，这是可耻的吗？虽然雅典有不少伟大的戏剧家，但是他们有哪一位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呢？阿里斯托芬也跟莫里哀一样学问渊博而道德高尚吗？德谟斯梯尼、伊索克拉底、埃斯基涅斯的口才真是超过查塔姆、伯克、谢里丹吗？我们可以把吉本置于希罗多德（约公元前5世纪）或修昔底德之下吗？在古代有没有什么散文小说可以和现代小说的广度与深度媲美的？我们可以承认古人在艺术上的优越，但是我们有人可能更喜爱巴黎的圣母院，而不喜欢希腊的万神殿。假如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能重返美国，或者福克斯与边沁重返英国，或者伏尔泰与狄德罗重返法国，他们会不会斥责我们为忘恩负义者呢？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好运里而不自见，这种幸福是过去没有的——甚至在伯里克利或奥古斯都的统治下也未曾得见。
我们不应太为我们的文明可能将会像其他文明一样的死亡而困扰，正如波斯国王腓特烈在科林对他败退的部队所问的：“你们会长生不死吗？”或者生活应采取新的形式，新文明与文明中心本身会转移，都是可想象的。同时，对抗新兴东方挑战的努力，可能使西方重振起精神来。
我们已经说过：一个伟大的文明不会全然死亡的。有些珍贵的成就，历经国家兴亡隆替的一切变化而仍然存在，如：火与光，车辆与其他基本工具的制造，语言、文字、艺术与歌曲，农业、家庭与双亲的照顾，社会组合、道德与博爱，及运用教学方法传播家庭与种族的知识。这些都是文明的基本要素，而且一直固持不坠，从一个文明历经危难而传给另一个文明。这些都是人类历史的环扣。
假如教育即是文明的转移，则我们毫无疑问处在进步中。文明不是继承的，它必须由学习得来，而且每一代贵能推陈出新。假如这种转移中断100年，文明势将死亡，而我们也必须再变为野人。所以，我们现代最完美的成就是我们用空前的财力与人力，投资在为每个人受到较高教育的准备上。从前，大学是昂贵的，是为悠闲阶级的男士设计的。今天的大学到处都是，每个人只要肯努力，都可以变成博士。虽然我们的智慧不可能都胜过古代精选的天才，但是我们知识的水平与平均数已经上升，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除儿童外，无人会抱怨说：我们的老师尚未根除一万年来的谬见与迷信。伟大的实验刚开始，而其也不致被愚昧无知的高出生率击败。但是假如每个孩子都必须进学校并至少到20岁为止，而且可以随其所愿地自由进入大学、图书馆及收藏人类智慧与艺术宝库的博物馆，那么教育的整个成果将如何呢？大家应想到教育并非即是史实、时代与帝王痛苦资料的记忆，也不只是为个人能独立营生于世而做的必要准备，而是我们心智、道德、技艺与美学遗产的传送。为了扩大人类的谅解、环境的控制、人生的美化与生活的享受，应尽可能将其全部传予尽可能多的人。
我们现在能够更为完整地传给后人的遗产，远比过去丰富。它比伯里克利时代丰富，因为它包括了希腊一切的精华又加上后来的成就；它比达·芬奇的时代也丰富，因为它除包括他的作品外，还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它比伏尔泰时代也丰富，因为它包括所有法国启蒙时期及影响所及其他各地的成果。假如我们有所抱怨，而进步是真的，那也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比过去任何时期的婴儿健康、漂亮、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生于一个文明遗产较丰的时代，生于一个有较高的水平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因知识与艺术的积累而升高成为我们人类的基石与支柱。遗产增多了，而人类接受遗产时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升。
历史超越一切，历史是此遗产的创造与记录。进步是遗产的不断增加、保存、传送与利用。我们有些人研究历史，不只是要做一个警告人类的愚蠢与罪恶的提醒人，也是要做一个鼓励人类追怀过去的人。过去不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蜡像馆”，它是一个天国的城市、一个心智开旷的原野。在那里有无数的政治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有相同爱好的人和哲学家，仍然有说有笑、有教有唱、生动地活在那里。历史学者不会悲伤，因为他能了解，除非人参与社会之中，否则人的生存将无意义。我们自己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注入意义，而且有时其重要性超过死亡，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事。假如一个人是幸运的，在其去世之前，他会尽可能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然后传给他的孩子。为了有此不尽不竭的宝藏，就是到他咽最后一口气，他也会感恩的，因为他知道：此乃我们的乳母，也是我们的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