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历史的常态，即使在文明或民主政治社会中也无法消除。在过去有记载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未曾发生过战争。我们所知的战争同现在一样，都是竞争的最后形式，也是人种的自然淘汰。赫拉克利特曾说过：“战争是最后的方式。”战争，或者竞争，是万事之父，是观念、发明与制度的有力源泉。和平是一种不稳定的均势，这种均势只能由世所公认的超级强国或由平等的强国来维持。
战争的原因跟个人之间竞争的原因完全一样，如贪婪、好斗与骄傲，及获取粮食、土地、物资、燃料与霸主地位的欲望。国家有我们个人的冲动而无我们个人的约束力。个人的约束是靠道德与法律的力量，彼此同意以协商代替斗争，因为国家对人民生命、财产与合法权益有基本的保护之责，而国家本身公认是无任何约束的，或是因为她太强而不理任何违其意愿的干预，或是由于没有超级国家给她提供基本的保护、国际法或国际道德律失去了效力。
就个人而言，骄傲增加生死斗争中的活力；就国家而言，民族主义增强外交与战争中的力量。欧洲国家从罗马教廷的统治与保护下解放时，每个国家都鼓励民族主义作为海陆军的“后备队”。假如国家预见要与任何一个特定国家冲突时，它就煽动其人民敌视那个国家，并制造口号，把仇恨推到最高点。同时，它强调自己是爱好和平的。
这种精神动员以应付国际的危急，只有在最基本的冲突中才发生。在欧洲，16世纪的宗教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的战争，鲜有使用这种手段。上述战争期间，冲突国家的人民是被准许尊敬彼此的成就与文明的。法国与英国战争期间，英国人仍可安全地在法国境内旅行。在法国人与普国腓特烈大帝进行“七年战争”期间，他们继续互相尊重。17世纪和18世纪的战争是贵族阶级之间的战争，而不是人民的战争。在20世纪，交通、运输、武器与交战的方法改进了，而使战争成为人民之间的斗争。平民也和战士一样卷入战争，而且借财产与生命的大规模破坏赢得胜利。今天的一场战争，可破坏数世纪人力建立的城市、创造的艺术和发展成的文明习惯。在今天的战争中，勉可自慰地是说战争促进科技的进步，那些致命的发明，假如没有在普遍的贫困与野蛮中被遗忘，也许会有助于人类在未来的和平时期，推动物质进步。
在每个时代，军人与统治者——像阿育王与奥古斯都，是少有的例外——都讥笑哲学家胆怯厌战。历史，用军事的观点来解释（军事史观），战争就是最后的仲裁者，这除了懦夫与傻子以外被所有人接受，而且认为是自然而必需的。但是，查理·马特在图尔的胜利（732年），是什么使法国与西班牙没有变成穆罕默德的子民的？假如我们没有用武力自卫以对抗蒙古与鞑靼的入侵，我们的古典遗产又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耻笑死在床上的军人（忘了他们活着比死亡更有价值），因而他们击退希特勒或成吉思汗时，我们就为他们建碑竖像。那么多的青年死于战场是令人怜恤的（军人说），但死于汽车失事的青年比死于战争的更多，而且他们有更多的人因缺少教养而死于暴动与堕落。他们需要为他们的格斗、冒险与烦恼的平凡生活找到发泄出口，假如他们迟早总归要死，为什么不让他们在战争的麻醉与光荣的梦想中为国家而死？即使是哲学家，若他们了解历史，也会承认：长期的和平可以使一个民族战斗的肌肉致命地瘫软。在目前国际法与国际舆论不完备的时代中，一个国家必须随时随地准备保卫自己。而且，国家的重要权益卷入时，该国就必须获准使用任何她认为必要的手段以恢复国家的权益。自保都危急时，十诫只好丢在一边。
很显然（军人接着说）：美国今天必须继续承担英国在19世纪履行得非常好的职责——保护西方文明不受外来危险侵犯。共产党政权，以老式的高出生率与新武器武装自己，一再宣称他们要摧毁一个旧世界。新兴国家渴望来一次工业革命使他们经济繁荣、军力壮大，他们对苏联在政府管制下的迅速工业化印象至深。西方的资本主义最后可能有更高的生产力，但在发展方面似乎较慢。一些新统治者极力控制他们国家的资源与人力，很可能被共产党的宣传等活动所俘获。除非这一扩张过程被阻止，否则几乎所有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都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洲与西欧也将被其四面包围，只是时间的问题。可以想象得到：这种情形要影响到日本、菲律宾与印度，也影响到意大利得势的共产党。也可想象得到：意大利共产党的胜利要影响到法国的共产党的活动。而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荷兰与西德势将听由一个优势的“共产主义大陆”的摆布。现在，美国的力量正在巅峰状态，她应该接受此未来形式而视为不可避免的吗？她应由前线撤退，而让其本身受敌意的国家包围，控制住货物与市场的进出口通道，而且像任何被围困的人民一样，被强迫仿效她的敌人，建立起独裁政府，主宰以前自由而充满活力的生活的每一方面吗？美国的领导者是只应该考虑现在享乐主义的一代，回避这一重大问题呢，还是也应该考虑到：美国未来世世代代希望这些领导者应完成的事呢？立即去抵抗、对敌人发动战争、去到外国的土地上战斗、牺牲十万美国人的生命或者百万非战斗员的生命，只要能使美国人在安全与自由中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自由生活，这是不是更明智呢？依照历史的教训来看，这不正是一个有远见的政策吗？
哲学家 回答说：是的，可是这样做，敌人在比例上对他们战斗力的动员要做加倍的扩增以外，还可能使用破坏力空前的武器，依照历史来看，势将带来一场浩劫。有些事是比历史更重要的。为人道而言，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对无数恶例挑战，而且大胆援用立国的金科玉律，像阿育王在公元前262年所做的一样，或者至少像奥古斯都在公元9年所做的，当时他吩咐提比略 停止进一步地入侵日耳曼。柏克说过：“在政治上，宽仁并非是不够真正的聪明，一个伟大的帝国与小心眼合在一起就糟了。”假定一位美国总统对中国与苏联两国领袖说：
假如我们一定依照历史常情，则我们必须与你们作战，因为我们恐惧一代之后你们会做出这种事。或者我们一定要依照1815年神圣同盟的可怕的先例，奉献出我们的财产和我们最可爱的青年，去镇压任何地区任何反对现有秩序的暴乱。但是我们愿意来试行一种新方法。我们尊敬你们的人民和你们的文明，而认为是历史上最有创造性的。我们要想法了解你们的感情，想法了解你们要发展你们自己的制度而不受攻击的渴望。我们必须不让我们彼此的恐惧引导我们走上战争之途，因为我们和你们史无前例的杀伤性武器，会带来历史上从未曾有的后果。我们建议为了调整我们的歧见，我们各派代表参加一项持久性的会议，停止敌对与颠覆，裁减我们的军备。在境外，不论何处，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为争取民心而与你们竞争，但是我们愿意服从当地人民公平而合理的选举。让我们互相敞开自己的大门，组织文化交流团，这将会促进彼此的尊重与了解。我们不怕你们的经济制度会取代我们的制度，你们也无须害怕我们的制度会取代你们的制度。我们相信，每种制度都会从另种制度中学得教训，而能与其合作并和平地共存。或者我们不论是谁，当维持足够的自卫力时，应能与其他国家签订互不侵犯与互不颠覆公约。而且由这些文献，世界的秩序能够形成，每个国家在这种有秩序的世界中，能维持主权与独立。这种主权与独立，除了志愿签署的协议以外，不受其他限制。我们要求你们无视历史而与我们联合，这样在我们国家之间，就可扩展礼仪与文明的关系。我们在所有人类之前宣誓，我们忠诚地履行这个冒险。假如我们在这场历史的博局中输了，其结果也不比我们由继续执行传统政策可以预期的结局更坏。假如你们和我们成功了，则我们将为后世留一功业，值得人类永志不忘。
很多人会对此一笑了之。“你已忘了历史的一切教训，”他说，“你也忘了你描述的一切人类本性。一些基本的冲突是无法用谈判来解决的，而且在延长谈判期间（假如历史可以是我们的指南），颠覆继续进行。世界秩序的未来，不是由于一纸君子协定，而是由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来。这个胜利者是一个强国，她能指挥并强制执行国际法，像罗马帝国从奥古斯都到奥勒留所做的那样。你所说的那种广泛的和平，是不自然的，而且是例外的历史插曲。不久，他们就会因军事力量均势的改变而告终。你告诉过我们，人是竞争的动物，而国家也必须像人一样，优胜劣汰今天是在一个国际平台上展开。国与国的基本合作，只有他们遭到外来的共同攻击时才会联合起来。也许我们现在不停地向竞争的更高层迈进，我们可能和其他星球上的具有野心的族类即将有所接触，不久可能就有星际战争。那时，而且只有那时，这个地球上的我们才能成为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