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诗人蒲柏曾说过：只有愚人才为政府的形式而辩论。历史对所有形式均予以一字之褒，一般说来，对政府亦复如此。因为人类爱自由，而在一个社会里，个人的自由又需要某些行为来规范，所以自由的第一个条件是有所限制。若要绝对的自由，自由便在杂乱无章中死亡。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建立秩序，对私人手中不计其数而又分割的力量，采取中央集权制是唯一的选择。权力当然要集中于中央，因为权力如遭分割、削弱、分散，便不能行之有效，就像波兰议会采取“自由否决制”。因此，君主政体在黎塞留与俾斯麦的主政下，权力的集中化虽然受到历史学者的赞扬，却受到封建贵族无休止的抗议。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也以同样的程序日渐集中，私人经济发展不理会政府的限制而唯有使用某种中央权威才能管制时，不必讲什么政府有无此种权利的。今天，国际政府组织也在发展，因为工业、商业与金融跨过国界，具有了国际的形式。
君主政治似乎是政府最自然的一种体制，因为它适于团体的管理，就像家庭中的父亲或军队中的首领一样。假如我们由某一政体在历史中的盛行与否及维持的久暂来断其优劣，我们必须首推君主政体。相对地，民主政治只是几支插曲。
罗马的民主政治在格拉古兄弟、马略与恺撒的阶级战争中崩溃后，奥古斯都在有效的采君主政治的统治下，组织起来并完成政治人物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罗马的和平”，公元前30年至180年，帝国的全境西起大西洋东到幼发拉底河，北由苏格兰南到黑海，维持了两百多年承平的局面。奥古斯都的君主政治，虽经卡里古拉、尼禄与图密善的败坏，但在他们之后又出现了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庇护、奥勒留等，勒南称他们几位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善良的、最伟大的主权继承者”。吉本也说：“假如有所谓最令人倾注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人民的生活情况是最快乐、最繁荣的，他毫不迟疑地指出，是涅尔瓦继承大位起到奥勒留之死为止这段期间。他们几位的相继在位，可能是历史上仅有的一个时期，他们把大多数人民的快乐作为政府的唯一目标。”在这个辉煌的时代里，罗马人民自夸在君主政治的统治下，这个君主政治是采让位于养子制度的 ，即帝王不是把他的王权传给他的子孙，而传给他认为最能干的人，他把这个人收养为自己的养子，然后在政府的职能上训练他，逐渐将王权转移给他。这个制度进行得很好，部分原因是图拉真与哈德良都无子嗣，而庇护的儿子夭折。奥勒留有个儿子柯摩达，因为这位哲学家国王未能另外指定继承人，所以由其子继位，但引起混乱的正是这位皇帝。
一言以蔽之，君主政治有一中等的成绩。此制度由继承而起的战争给人类带来接二连三、并被认为“合法”的罪恶，同此制度带来的优点一样的多。此制度采世袭制时，产生的愚蠢、奢侈、裙带关系、不负责及奢靡之风，可能要比高贵气质政治家风范为多。路易十四是常被人视为现代君主的典型，但法国人民为他的死亡而欢欣。现代国家的复杂性，似乎打破了任何试欲由一个人的智慧统治一国的企图。
因此，大多数政府都是寡头政治——由少数人来统治，或由出身选出，如贵族政治；或由宗教组织选出，如神权政治；或由财富选出，如民主政治。多数人统治是违反自然的（甚至卢梭也明白这一点），因为多数人对联合而又特殊的行为很少能组织起来，但少数人可以做到。假如有能力的多数是包含于人类的少数之中，则少数的政府如财富的集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多数除了定期性地罢黜一个少数，然后建立一个少数外，不可能再做什么更好的工作。贵族政治论者所持的理论，即由出身作为政治的选择是一种最健全明智的选择，比由财富、由神学、由暴力去选择都好。贵族政治是从钩心斗角而粗卑的经济竞争的战场上撤出少数人，从小训练他们如何为政府工作，有榜样，有环境，又由低职学习起。这些工作需要有特殊的准备，这种准备不是一个平常家庭或背景能够提供的。贵族政治不仅是政治家的一种培养，也是文化、风范、标准与经验的储备与方法，从而使其与社会怪现象、艺术的狂热或在道德规范迅速变化中建立起安全的隔离工作。请看自法国大革命以来，道德、风范、典型与艺术变成什么样子了。
贵族政治过去鼓励、支持、控制艺术，但很少创造艺术。因为贵族们轻蔑艺术家，把艺术家视为匠人。他们爱好生活的艺术甚于艺术的生活，而且他们从未想到减少耗费劳役，因为他们的爱好往往需要巨大的代价。他们很少有文学创作，因为他们认为发表作品是抛头露面与市侩的行径。结果，在现代的贵族政治制度里，出现了一种轻率又半瓶醋的享乐主义，一生逍遥自在，有优越的特权地位，却往往忽视任何的责任。因此，有些贵族政治腐化了。贵族政治夹在“朕即国家”（L’tat C’est moi）与“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Apre’s moi le déluge） 之间，只有300年。
贵族政治，其太过狭义的独占特权与权力时，其用自私而急功近利的方法剥削人民、压榨人民时，其盲目热衷于传统方法而阻碍国家的成长时，其浪费国家的人力与资源用于王室的游乐和开疆扩土的战争时，它的优点已不能拯救它。然后，受排斥的人在激烈的暴动中团结起来；新的富人阶级与穷人联合起来对抗墨守成规的贵族；断头台上砍下成千个贵族的脑袋。于是，民主政治把贵族政治带进人类无政府的状态中。
历史是否证明革命为正当的呢？这是一个老问题，由路德勇敢地与天主教会分裂，与伊拉斯谟诉请容忍而有秩序的改革，或由福克斯支持法国大革命与柏克对旧法统的护卫，即是很好的说明。有些情形，过时的、毫无弹性的制度似乎需要暴力予以推翻，像1917年的俄国。但是，在大多数时候，革命来自经济发展逐步引起的逼迫。显然，有时候不必通过革命，用改良的方法也可以达到目的。美国在英语世界中没有任何革命似也达成了这种统治的目的。法国大革命以控制金融的商人阶级代替拥有土地的贵族作为统治的权力。但同样的结果发生在19世纪的英国而未经过流血，也未搞乱公共的和平。与过去尖锐的割裂会招致疯狂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突然的横祸或毁伤的震撼。因为个人的明智有赖于其记忆的连续不断，团体的明智也有赖于其传统的连续不辍。在此情形下，环链一断就会招来疯狂的反动，像1792年巴黎“九月大屠杀”即是。
财富是生产与交换的程序，而不是货品的囤积（大部分是不能久存的），而且财富是人与机构的一种信任（信用制度），而不是纸币或支票的内涵价值，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没有其对财富的毁坏多。暴力革命可能有土地的重新分配，但人类天生的不平等不久又会产生所有权与权利的不平等现象，而且新的少数权力的兴起，同旧的少数一样，主要是靠其本能。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心智的启蒙与性格的改进，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而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人与圣人。
依照名词的严谨用法，民主政治只存在于现代，因为绝大部分内涵都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在美国，成年男子的投票权开始于杰弗逊执政之时，正如成人（包括女性）投票权开始于我们的青年时代一样。在古代的阿提卡，在31.5万的总人口中，有11.5万人是奴隶，只有4.3万人是公民，有权投票。女人和几乎所有的工人、店员与商人，及所有外国人都被排斥于参政权之外。这些少数的公民又分为两派：一派是寡头政治派——主要是地主贵族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另一派是民主政治派——包括小地主与小商人，及仍保有参政权但已降为劳工的公民。在伯里克利主政时期，贵族政治盛行，而雅典在文学、戏剧与艺术方面到达了鼎盛时代。他死后，由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失败，贵族政治败坏。人民，或者说公民的较低阶级权力上升，比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鄙夷的尤甚。从梭伦到罗马征服希腊（公元前146年），寡头政治派与民主政治派的冲突，在书籍、戏剧、演说、投票、贝壳流放 、暗杀与内战上处处对立起来。公元前427年，在克基拉（Corcyra，今科孚）统治的寡头阶级，暗杀了60个人民党的领袖。民主政治派又推翻了寡头政治，在公共安全委员会一类的名目下审判50个寡头派人士，结果50人均被处决，还有数百名贵族阶级的犯人饿毙于狱中。修昔底德的描写，使我们忆起1792年至1793年的巴黎。他说：
在7天中，克基拉人致力于屠杀，那些人本是他们的同城公民，都被他们视为敌人……死亡笼罩在每个人面前，此刻一如经常发生的暴动，无所不在；父亲杀死儿子有之，祈祷者从祭坛上被拖下来或被砍杀于祭坛之上者有之……革命由此城到彼城地进行，其所到之地，听到的都和其前所做所为一样，所做的已经远超过……他们报复的凶残……克拉基为这些犯罪树立了第一个榜样……确确实实为统治者的报复，（他们从未经历过平等的待遇，或者，实在说来，从他们的统治者看到的除了暴力外，无所不有）而且……人们忙于纵情恣欲，已无同情与恻隐心……同时，在两个（敌对团体）中，中庸稳健的公民已看不到了……整个希腊世界都震动了。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做了苏格拉底的代言人。苏格拉底直斥雅典人民民主政治的胜利变成阶级暴动的混乱，使文化衰微，使道德败坏。其中有：
民主派人士对节欲行为加以蔑视，指为不够大丈夫的气概……傲慢，他们称之为教养，无政府为自由，浪费为慷慨，无耻为勇气……父亲要降与儿子相等的地位，而且怕儿子，儿子也升于父亲相等的地位，对父母毫无惧畏……老师怕学生而且要拍学生马屁，学生则藐视其师长……年长者雅不愿被认为愁眉苦脸与权威者，因此，他们向青年学习……尤其我不应忘记告诉你们，他们男女两性彼此的关系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对少数人追求权威，对长期的漫无法纪，不论成文或不成文均失效用，而感到不能忍耐……由这种情形而产生独裁（专政），是公平而可喜的……任何事凡太过分者，必引致相反方向的反动……民主政治自然兴起独裁制度，暴政与奴役的最坏政体是由自由太极端的政体产生的。
柏拉图去世（公元前347年）前不久，他对雅典民主政治敌意的分析，显然已为其后历史肯定。雅典人恢复财富，但其时的财富是商业上的资财而不是土地上的财富，工业家、商人与银行家爬到资财重新累积的顶点。这种改变产生了为金钱而热烈的奋斗，正如希腊人所说的多多益善（pleonexia）——胃口愈来愈大。暴发户建造起豪华的宅第，他们的太太穿着名贵的服饰，珠光宝气，有成打的用人侍候她们。在宴会中，她们彼此争奇斗艳，各显豪华，以取悦其客人。贫富的差距愈来愈大，一如柏拉图指出的，雅典人分成了“两个城市……一个城市是穷人的，另一个是富人的，此城市与彼城市对战”。穷人计划用立法、税捐及革命手段来剥夺富人的财富，而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也组织起来对抗穷人。亚里士多德说，有些寡头政治的政府官员，他们竟有这样郑重的誓词：“我要做人民的对手”（就是说，平民），“而且在议会中，我要做出我能做的一切坏事”。伊索克拉底约于公元前366年曾说：“富人变成如此地反社会，那些拥有财产的人，他们宁可把其财物扔到海里去，也不愿拿出来帮助需要者；那些生活在较穷的环境里的人，又觉得攫夺富人的财产，比发现一个宝藏还开心。”较穷的公民攫得议会的控制权，即投票将富人的财产弄进国库，然后由政府性的事业或政府以补贴的方式重新分配给人民。政治人物用尽他们的聪明为公共岁入开辟新财源。有些城市，其财富的分散办法甚为直截了当：像在米蒂利尼市（Mytilene），由债务人将他们的债主集体屠杀；在阿戈斯（Argos），民主派人士攻击富人，杀死了数百人，又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其他反对希腊城邦政治的有钱人家，为了互助而秘密结盟以对抗暴民。中产阶级也和富人一样，因为忌妒权力而开始对民主政治不予信赖；而穷人因投票权的假平等无补于财富差距上的不平等，也对民主政治不予信任。阶级战争愈演愈烈，使希腊在公元前338年遭马其顿王菲利普二世的猛攻时，内外都呈分裂状态。许多富有的希腊人竟宁愿欢迎菲利普的到来，也不要革命。在马其顿的独裁制度下，雅典的民主政治消失了。
柏拉图把政治演进归纳成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相继出现的过程，在罗马史中又发现了一个证明。公元前3世纪与前2世纪时，罗马在寡头政治制度下，制定外交政策，训练军队，征服、开辟了地中海的世界。战胜而得的财富皆被罗马贵族瓜分，而商业的发达又使中上层阶级跃升成豪富。被征服的希腊人、东方人与非洲人被带到意大利，都变成奴隶而为大地主（latifundia）服劳役。本地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东游西荡，只好以小格拉古于公元前123年为穷人建立的每月粮赈为生，各城市中新增了无产阶级。将军与总督由各省回来，为他们自己和统治阶级运来了掠夺的财物。百万富翁随之倍增。流动资产代替土地而成为政治权力的来源或工具，敌对两派在选举中竞做提名与选票的大规模买卖。公元前53年，一个投票团体为支持某一人而接受了1000万塞斯特瑞斯（罗马币）。用钱买失败时，谋杀便随之而来。在某些事例中，有投票人因投票不如所愿被殴几死，其房子也被人纵火烧掉。古代人绝不会知道，会有这样富有、这样有权力而这样腐败的政府。贵族阶级力促庞培维持他们的优势权益，一般平民则把他们的命运交给恺撒。战场上的判决取代了胜利的拍卖。恺撒胜了，于是建立起民治独裁制度。贵族派杀了他，却由他的侄孙，也是他的养子奥古斯都接受他的独裁制而结束民主共和（公元前27年）。民主政治结束了，君主政治又复活了，柏拉图的轮子已转了一整圈。
由这些古典的实例，我们可以推知，古代的民主政治名不副实，未能为民治政府提供公平合理的考验机会，其制度已被奴隶制、拜金主义与战争腐蚀。美国的民主政治有较广宽的基础。它开始时受益于英国的遗产，系《盎格鲁-撒克逊法典》，从大宪章以降，一直保护公民对抗国家；而新教也早开放宗教与知识自由的途径。美国革命不只是殖民地人民对抗遥远的政府，也是本土的中产阶级反对外来的贵族的起义。此叛变由于自由无主的土地面积广大和立法权太少，变得轻而易举。拥有土地的人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且（在天然的限制内）改善其生存处境，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从而争取政治自由，他们的特征与性格扎根于土地。就是这些人使杰斐逊做了总统——杰斐逊是跟伏尔泰一样的怀疑论者，也是跟卢梭一样的革命论者。一个管得少的政府最宜于那些精力强的人发展，所以美国由荒凉之地变为一个物质丰庶的理想国，西欧的后裔与被保护者竟变成其对手与保护者。乡村的孤立促进了个人自由，两面环海的保护，使得国家的孤立促进了自由与安全。这些及其他上百种因素，使美国的民主政治更有基础，也更普遍。这为历史前所未曾一见。
这些形式上的条件很多现已消失了。个人的孤立已随城市的成长而消失。个人的独立，也随工人需要依赖不属他们自己所有的工具与资本，及依赖他们自己不能掌握的条件而消失。战争变成愈来愈浪费，而且个人无法了解战争的原因，也逃避不了战争的影响。自由无主土地，随家宅私有制的普遍伸展而消失——土地私有已到最小的限度。从前个体商店店员，现在已成为大分销商的劳工了，可能要重弹马克思的老调，抱怨事事都是桎梏。经济的自由即使在中产阶级，也成为愈来愈属例外之事，只好拿政治的自由作为安慰的托词。所有这些现象的到来，不是如我们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想象的——由于富人的邪恶，而是由于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可说是由于人性。在经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每种进步都对奇才异能之士予以额外的奖励，也愈加剧了财富、责任与政治权力的集中。
民主政治是所有政体中最困难的制度，因为它需要最广泛而普及的智识，而要我们一般人当权时，往往忘了也要我们有智慧。教育普及了，但智慧永远被太多的愚人阻滞不进。一位犬儒学派的学者曾说过：“你不该恭维无知，正因无知太多了。”然而，无知受恭维不会太久，因为无知被那些制造舆论的力量操纵。林肯所说的：“你不能愚弄所有人于永久。” 这或许是对的，你却可任意愚弄他们而治理一个大国。
民主政治对近代艺术的堕落有没有责任呢？当然，说堕落不是无争议的，这是主观见解的问题。我们之中有些人一想到艺术的表现太偏激，心里就发毛。五颜六色无意义的乱涂，破布烂纸的拼贴，鬼喊狼叫的电视音乐——无疑地，在我们过去迟钝于尝试的时期，这些都是要受到禁制的。这些无任何意义的创作，作者不是要引起一般大众的共鸣——一般大众把这些人讥为狂人、颓废者或骗子——而是要引起易受骗的中产阶级买主的共鸣，这些人被作者催眠，而又为新奇或畸形震慑。民主政治对这种颓丧的作品是负有责任的，但这种责任只限于在意义上未能使这些作品发展成为标准的形式与风味，以取代过去贵族艺术家保持的幻想与个人主义，他们是在有限的智慧交流中、在生活的装饰下及在一种逻辑的推理与一种连贯的整体内求得部分的和谐下，保持着幻想与个人主义。现在，如果艺术在怪异方面似已迷失自己，这不但是由于艺术已受到大众意见或支配而世俗化，也是由于艺术的表现可能已被古老学派与古老形式想尽了，新人此时只好在新模式与新风格、新规则与新训练上，研究、挣扎。
综上所论，民主政治是比任何其他政体害处较少而优点较多的制度。这个制度为人类生存增加了情趣与友爱，这种优点已超过它的缺陷与劣点。它给思想、科学、企业以自由，这些是它们运作与成长的主要条件。它打倒特权与阶级的墙，因此每个时代的民主制度都能从每个阶层和每个地区擢拔一些才俊之士。在民主制度的刺激下，雅典与罗马在历史上成为最有创造性的城市，而美国在200年中，也为其大部分人民提供前所未有的富庶。民主政治现在致力于教育的推广与延长，及公共卫生的维护工作。假如教育机会平等能够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将是真正合乎正义的。因为在民主政治的口号之下，基本的真理是：虽然人不能平等，但他们教育与机会的增加能使他们更接近平等。人权不是参与政治和行使权力，而是选择每条路的权利，借此也可以培养与考验一个人是否适宜为官或执权。权利不是上帝或天然所赐，而是对每个人必须参与的团体有益的特权。
在英国和美国，在丹麦、挪威和瑞典，在瑞士和加拿大，目前的民主政治比过去更好。它有勇气与能力保卫自己，以对抗外国独裁政治的攻击，而且对内不让独裁政治出现。但是假如战争继续吸引它、支配它，或者假如一心想要统治世界而需要建立起庞大的军力与预算，则民主政治的各项自由可能一个一个地向武器与战斗的训练屈服。假如竞争与阶级战争把我们分为两个敌对阵营，变政治的论辩而成盲目的仇恨，不是这边，就是那一边，可能要推翻竞选演说讲台而用剑来统治。假如我们自由的经济分配财富不能像其创造财富那样有效能，独裁之门将为每个人敞开，只要这个人能够说服大众而保证大众安全即可。一个好战的政府可以随便使用一些吸引人的口号，就可将民主世界吞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