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马克思的说法，历史是动态经济学——个人、团体、阶级与国家之间为食物、燃料、物资及经济力量的竞争。政治体制、宗教制度、文化创造，都植根于经济的实体之中。因此，产业革命带来了民主政治、女权运动、生育控制、社会主义、宗教衰颓、道德松弛，及文学从依赖贵族政治的保护而解放，小说也以现实主义代替浪漫主义——以及经济史观。在这些运动中，杰出的人物是果，而不是因。阿伽门农、阿喀琉斯、赫克托耳，若不是希腊人寻求达达尼尔海峡的商业上控制权，可能至今未闻其为何许人也。经济的野心引来上千艨艟，齐集伊利昂（Ilium），不是海伦的面孔“比星光璨灼的晚空更漂亮”引来的，那些敏感心细的希腊人知道如何用一片无花果树叶来遮掩赤裸的真实的经济情况。
经济的解释说明更多的历史现象。提洛同盟（Delian Confederacy）的金钱建成了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克娄巴特拉女王统治下的埃及国库，复苏了奥古斯都统治下经济枯竭的意大利，支付了维吉尔的养老金与贺拉斯的农庄。十字军东征，像罗马与波斯之战一样，是西方企图获得通往东方的贸易通道，美洲的发现是十字军东征失败的结果。美第奇家族的钱庄支持了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可能是纽伦堡的贸易与商业培养出丢勒。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不是因为伏尔泰漂亮的散文诗与卢梭激情的罗曼史，而是因为中产阶级上升而居于经济的领导地位，为了他们的企业与贸易需要立法的自由，急切希望社会上的承认与政治上的权力。
马克思虽然未说个人行为永远为经济利益驱使，他也并未臆测说物质的欲望导致阿伯拉尔（Abélard）的爱情故事、释迦牟尼的佛经或济慈的诗文，但是他可能低估了非经济诱因在群众行为中充当的角色，就像：由于宗教的狂热，比如穆斯林或西班牙士兵；由于民族的情绪，比如希特勒的部队或日本的神风驾驶员（kamikaze）；由于暴民的自取灭亡，比如1780年6月2日到8日发生在伦敦的高登（Gordon）暴动，或是比如1792年9月2日到7日发生在巴黎的大屠杀。这些事件，领导者的动机（常是隐而不显）可能是经济的，但是其结局大半决定于群众的情绪。有很多实例，军事或政治的权力是明显的原因，而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如1917年布尔什维克攫得俄国政权，或者在南美历史中不断的军事政变皆是。谁能说，摩尔人征服西班牙、蒙古人征服西亚、莫卧儿王朝征服印度是经济力量的产品呢？在这些事件中，证明穷人比富人为强。军事的胜利换来政治的优势，由政治的优势带来经济的控制。将领们也可以写成历史的军事解释——军事史观。
依照上述说法，我们可以由过去经济上的分析而推演出无穷尽的教训。我们看到：入侵的蛮族发现罗马之所以衰弱，是因为从前辛辛苦苦为罗马军阀提供军需给养的农人和为祖国领土而奋战的爱国勇士，都变成由少数人所有的大农庄里无精打采的劳奴取代之故。今天，小的农场无力有效地使用最好的机器来耕作，又迫使农业再度成为由资本家控制下的大规模生产制度。从前有人说过：“文明产生在人与锄头之上。”但是人与锄头今天都不再重要了，今天是依托在播种机或是收割机的方向盘上的一只“手”中。今天农业变成了工业，不久农民便必须在充当资本家的一个佣工，还是充当政府的一个佣工之间做一选择。
在有等级的历史另一端，又说明：“能够治人的人管理着只能治事的人，而能管钱的人管理一切。”所以银行家爬升到经济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观察农业、工业与贸易的趋势，他们诱导资金的流通，他们使我们的金钱呈两三倍的增加，他们控制贷借、利润与风险，他们从事最大冒险而得到最大利益的活动。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和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到巴黎、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纽约的摩根家族，银行家稳坐在政府议会的宝座上，他们以财力支持战争和言行可信的政治人物，偶尔他们还点燃革命的火花。可能这是他们权力的一个秘密：他们研究过物价波动，知道历史总是会通货膨胀，而把财富窖藏起来是聪明人不得已才去做的事情。
过去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说明：每种经济制度迟早必须依赖于某种有利动机的形成，去刺激个人或团体从事生产。用奴隶制度、警察监督或意识形态上的热情来代替有利动机，证明是太不合乎生产原理的，不经济的，也是短暂性的。一般来说，人可由他们的生产能力来评断——除了战时是例外，在战时，他们的地位依照他们的破坏能力而定。
因为人与人的实际生产能力互不相同，几乎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都是一样，有此实际生产能力的多数人集聚在少数人的手下。财富的集中是这种生产能力集中的自然结果，而且在历史上是有规律地重复出现的。集中的速度视道德与法律允许经济自由（其他因素均是相等的）的程度而不同。专制政体有时暂可延后集中，民主政体因准许最大的自由会加速集中。美国人在1776年以前相当平等，现已被成千上万种生理的、心智的与经济差异上的因素推翻了，以致目前最富有者与最贫穷者之间的差距，比自富庶的罗马帝国以来任何时期为大。在进步的社会，集中可能已达顶峰，即由大多数贫穷者人数上的强势对抗少数富有者能力上的强势，然后由此不稳定的平衡产生一种危险的情况。对这种情况，历史应对的方式不同，或由和平立法重新分配财富，或由革命手段配给贫穷。
公元前594年的雅典，依照普卢塔克的说法，“贫富之间命运的悬殊，已达到最高点，城市似乎处在一种危险的情况。要免去这动乱的情况，似乎除了用专制的权力或有可能外，已无其他方法可循”。穷人发觉他们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坏而开始酝酿暴动——因为政府掌握在他们主人的手中，而且贪赃枉法的法院裁判的每个案件都对他们不利。而富人，对向他们的财产挑战而勃然大怒，也准备用武力来自卫。美德风行，温和分子选出具有贵族血统的商人梭伦为最高执政官。他贬值通货，借以减轻一切债务人的负担（虽然他自己也是债权人）；他减低一切个人的债务，并终止因债而下狱的刑期；他取消赋税与抵押利息的余欠；他建立起一种累进所得税制，使富人所付的比例较穷人高达12倍；他在更受欢迎的基础上改组法院，安置那些在战争中为雅典而牺牲者的子女，教养费用悉由政府负担。富人抗议他的措施，指为非法没收；过激派又抱怨他没有重新分配土地；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他的改革免去了雅典的一次暴力革命。
罗马元老院的智慧是著名的，但意大利财富的集中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它通过了一项毫不妥协的决议，结果带来了100年的阶级内战。大格拉古本是一个贵族，却被选为人民的保民官（即代表平民的执政官），他提案重新分配土地，每个人所有的土地面积限在333公亩以下，剩下的土地则分配给首都倔强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t，此为罗马的特殊阶级，与我们一般所说的平民或庶民均不同）。元老院反对他的提案，指为公然没收。他直接诉之于人民，对他们说：“你们拼死拼活工作是给别人增加财富与奢华，你们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是你们没有立锥之地而可称之为自己所有。”他还违反了罗马法律，竞选连任保民官，在选举日的暴动中，他被杀了（公元前133年）。他的弟弟小格拉古，继他而起并继其遗志，然因未能防止一次新的暴动，命他的仆人杀死他。仆人遵从他的命令，然后自戕而死（公元前121年）。 小格拉古的扈从3000人全被元老院宣判处死。马略变成平民的领导人，但此运动濒临革命边缘时，他撤退了。喀提林组成一支“悲惨贫民”的革命军，提议取消一切债务，却被西塞罗愤激的辩才掩盖，而死于反政府的战役中（公元前62年）。恺撒希望和解，但是在5年的内战之后，也被贵族剪除。安东尼把他对恺撒政策的支持与个人的野心、爱情纠缠在一起，屋大维（奥古斯都）在亚克兴海角将之击败，并建立起“元首政治”（Principate）制度，使罗马帝国领域内国与国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维持了210年的和平（公元前30年到180年）。
西罗马帝国的政治秩序崩溃后（476年），经过数百年的贫困，慢慢重新走上财富集中之途，罗马天主教教廷的特权制度也是集中的部分原因。就某一方面而言，宗教改革即是借减少德英两国对罗马教廷的支付，及由俗世强占基督教教会的财产与岁入，而做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法国大革命本欲在乡间借农民暴动、在城市中借大屠杀的激烈手段，达到财富的重新分配，但结局是财产与特权由贵族阶级转移到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手中。美国政府于1933年至1952年，又于1960年至1965年，追随梭伦的和平方法而完成一种温和平妥的重分配工作，可能有人曾研究过历史的缘故。美国的上层阶级曾诅咒过财富集中，也赞成过财产集中，并恢复过财富的集中制。
我们的结论是：财富集中是自然的而又不可避免的，财富集中周期性地借暴力或和平的手段重分配而趋缓和。就此而论，一切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心脏的缓慢跳动，财富集中是心脏巨大幅度的收缩作用，强制的再分配是心脏大幅度的扩张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