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行为规范，一个社会借此而劝诫（法律是强制的规范）其成员与社团在行为上应与其社会秩序、社会安全、社会成长相协调。16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内被团团包围，仍能继续维持其存在与内部和平的原因，即是他们有严格而详尽的道德规条，有此道德规条，几乎不需要政府与法律了。
历史知识缺乏的人强调道德规范的变化性，而且下结论说，道德规范不必重视，因为它们随时间与空间而异，有时甚至彼此矛盾。历史知识丰富的人则强调道德规范的普及性，结论是绝对需要。
道德规范不同，它们也要使本身适应历史的与环境的条件。假如我们把经济史分为三个阶段——狩猎期、农业期、工业期——我们可能发现第一阶段的道德规范在下一阶段中改变了。在狩猎时期，人们必须随时准备追捕、格斗、砍杀的工作。人们捕获猎物时，总是吃下胃消化量的3倍，因为他们不能确定何时能吃到下一顿。无安全感是贪婪之母，记忆是残酷的——对一个时代的记忆是残酷的，这一点可能已深入骨髓——当时生存的考验取决于杀戮的能力，就像现在国与国之间一样。大体说来，狩猎期男人的死亡率高于女人——因为他们常冒生命危险狩猎，有些男人就占有好几个女人，而每个男人又被期望能帮助女人怀孕。好斗、残忍、贪婪与好色，在为生存而战斗的时代中是有利的。很可能今天的每一恶行，以前皆曾一度视为道德——视为塑造个人、家庭或团体生存的品质。人类的罪恶可能是他兴起的遗迹，而不是他衰颓的污名。
历史没有告诉我们，人类由狩猎期发展到农业时期的正确时间——可能是在新石器时代，或由发现谷类可由人工播种以增加收获时开始。我们可以合理地推定：新制度需要新道德，而把某些旧道德视为罪恶。于是，勤勉变得比勇敢更为重要，规律的生活与节俭变得比暴戾更加有利，和平变得比战争更有影响。小孩子变成经济的资产，节育变成不道德。就农业而言，在父亲与季节的操纵下，一个家庭为一个生产单位，而父权具有稳定的经济基础。每个正常的儿童在心智与自力更生方面成熟得很快，他们15岁时对生活与体能上了解的，跟40岁了解的完全不同，他们需要的是土地、耕具与健全勤快的身手。所以他们结婚早，几乎都希望尽快成婚，在婚前关系的种种限制之下，他们不必为建立长居久安的家园的新秩序而长期烦恼。对于年轻女人来讲，贞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失去贞操，就可能成为没人要的弃妇。一夫一妻制是两性数目接近平衡所必需的。1500年来，这种农业社会的道德，贞操、早婚、不能仳离的一夫一妻制及责任繁复的母职，一直在基督教的欧洲及其白人殖民地内自我维系不坠。这是严格的规范，由此规范，历史上产生了某些最强固的德行。
工业革命渐渐地、后来快速而广泛地，改变了欧美生活的经济形式与上层道德结构。男人、女人、儿童离开住所与家属，放弃权威与联合，而去个人打天下，报酬也归个人所有，工厂的房子并非为人而建，而是为了机器。每隔10年，机器和操作就变得更复杂，经济能力（支持一家生活的能力）的成熟延后，儿童也不再是经济资产。婚姻也延后，婚前贞操变得更难维持。城市无一是鼓励结婚的，却处处提供性刺激与苟合的便利。女人是“解放了”——商业化了，避孕方法也使她们分开交媾与怀孕的相连关系。工业社会日渐成长的个人主义，使父母丧失了原有的经济基础。不良少年不再受到全村人的约束，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他可以改名换姓，隐藏其罪恶。科学的进步使实验室的权威超过了牧师的权杖，经济生产的机械化提出了机械唯物主义哲学，教育助长了对宗教的怀疑，道德规范逐渐失去超自然的支持力量。旧的农业社会道德规范开始崩溃。
我们这个时代，跟苏格拉底与奥古斯都时代一样，战争助长了强权而松弛了道德。在叛乱而使社会瓦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阿尔西比亚德斯任由人讥讽其祖先的道德规范，而特拉西马库斯也似曾宣称过：强权就是公理。在马略对苏拉、恺撒对庞培、安东尼对屋大维的各次战争之后，“罗马充满了失去经济支持与道德稳定力的人：已尝过冒险滋味、学会了杀人技术的士兵，看到他们的积蓄消耗于战争引发的税收和通货膨胀的公民……女人因自由而晕头转向，离婚、堕胎与通奸层出不穷……一种肤浅的诡辩，瞧不起悲观主义与犬儒学派”。这几乎也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欧美都市的写照。
历史给我们的一点安慰是：每个时代罪恶都会得势。卖淫，从亚述时代的国有妓院到今天欧美都市中的“俱乐部”，一直是存在的，而且是普遍性的。照路德的说法，在1544年的维滕堡大学里，“少女竞相放荡，她们追踪男同学之后而进入他们的私室，不论何处，她们都可以献出她们随意的爱情”。蒙田告诉过我们：在他那个时代，淫书充斥市场，随处可见。我们这个时代的不道德事件，从英国光荣革命以来，只是种类上的差别，而不是程度上的差异。约翰·克莱兰（John Cleland）所著的《欲女回忆录》（约1749年）——一个真实的淫荡故事——1965年跟1749年时一样都普受欢迎。我们在尼尼微（Nineveh）城附近的土下掘出骰子，可见每个时代的男女皆好赌。每个时代也都有男人无行和政府贪污的事件。也许一般说来，现在比过去要少些。16世纪欧洲的小册子文学中，“对粮食与其他货物中大量的掺假，痛加斥责”，人类从未彻底遵行“十诫”。我们且看伏尔泰对历史的评论，他说历史主要是“集罪恶、愚蠢与不幸之大成”，吉本也持此结论。
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历史通常记载的（犯罪事件）与我们一般经验的有极大的差异：历史学者通常喜欢记载有趣的例外事件——因为它特殊。假如鲍斯韦尔在历史学者著作中发现的那些特殊人物都是千篇一律，则我们对过去的人和事一定更为生疏，不会有正确的判断。隐藏在战争与政治、不幸与贫穷、通奸与离婚、谋杀与自戕等血腥事件的背后，还有不计其数的正常家庭，他们有美满的婚姻，男女和善而恩爱地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享苦中有趣的天伦之乐。即使在记载下的历史中，我们也可发现许许多多善良的故事，甚至高贵的故事，所以我们虽然不能忘怀旧恶，但可以原谅旧恶。历史上仁慈的赐赠几乎跟战场上或监狱中的残酷相等。即使在我们的概略叙述中，我们不知已看到多少人类互助之事——法里内利供应多梅尼科·斯卡拉蒂的孩子一切费用，各界人士救助青年海顿，孔特·利塔替巴赫在博洛尼亚深造缴付学费，约瑟夫·布莱克供给瓦特的费用一再提高，普奇博暗中接济莫扎特等，谁敢说不能写一部人类善良的历史呢？
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地说，我们这个时代农业社会的道德规范已失去其基础，而工业社会的文明又未迈上正轨。在此期间，道德的松弛是社会败坏的征兆，而不是一种痛苦而可喜的转变。同时，历史使我们确信：文明的败坏是极其缓慢的。在希腊，道德的日薄开始于诡辩学派之说，其后250年希腊仍有文学与艺术的精华作品产生。罗马道德的败坏，开始于被征服者希腊人涌入意大利（公元前146年）之后不久，但终马可·奥勒留之世，罗马仍不断出现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诗人与艺术家。恺撒当政时（公元前60年），就政治而言，罗马处于最糟乱的局面；但直到465年，罗马对野蛮民族并未完全屈服。我们或者也要像罗马帝国那样，要经过长久时间才会垮呢！
在我们的文明中，战争的挑衅需要军事训练，或许因而使道德纪律也将恢复。部分自由随整体安全而变化，在英美的个人主义将随着地理条件的保障终止，也会消灭。性放纵由于其本身过度也自会矫正。我们毫无约束的孩子们可能会亲身见到秩序，而谦虚变成时尚。穿着衣服或将比暴露更富刺激。同时，我们有不少道德上的自由也是很好的，如：解除神怪的恐惧；谑而不虐的开开玩笑，既不伤害到别人，也不伤害到自己；偷闲到郊外兜风，感受大自然的气息，不都是很愉快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