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一个社会，不在观念，而在人性，而且人体的组织可改写国家的组织。然而什么是人体的组织呢？
我们可把人性界说为人类基本的倾向与情绪。最重要的基本倾向，可称之为本能，虽然我们承认：在人类的先天本质方面尚多可疑。我们试将人性做成下述一张“性格因素表”：
性格因素表
在上表中将一个人一般正常的“天性”（此处意指遗传）禀赋分为积极与消极本能各6项，其功能为保卫个人、家庭、团体或种族。积极的性格方面是积极的支配倾向，但是大多数的人均天赋两套本能——迎战或逃避（视情绪或环境而定）生活上的基本挑战与机遇。每种本能又产生各种习惯，而且每种本能随伴有各种情绪。这整个内涵即是人性。
然而在历史上，人性有多大改变呢？理论上，一定有所改变，天然的选择已经假定操纵于心理和生理上的变化。但就已知的历史，并未显示人类行为有多少改变。柏拉图时代希腊人的行为与近代法国人极为近似，罗马人的行为也与英国人相似。生活方法与生活工具虽有改变，动机与目的仍旧一致，如：行动或休息，需求或给予，战斗或回避，合群或隐居，求偶或拒婚，听从或怨恨父母的关心。在阶级与阶级之间，人性也无何不同，如：穷人几乎具有富人同样的本能冲动。只是穷人的机会较小或技能较低，无法实现其本能的冲动。历史上较明显之事，莫过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史以来，人的进化是社会的，而不是生物的。比如在种属方面，其进化程序不是由遗传的变化，而大部分是因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道德的革新，借模仿、习惯或教育的力量，个别地或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一个团体的习惯与传统，与种属的类型与遗传因素相一致，也与个人的本能相一致，它们随时会做出调整，以适应那些典型的和不断重复的情况。但确实会出现新的情况，需要做出不墨守成规的新反应。因此，在较高级的有机生物中，进化需要实验与创新的能力——演进与变化的社会交互关系。因此，社会进化是习惯与种源交互作用的结果。
“伟人”、“英雄”、“天才”——这些具有开创精神的人物因为塑造历史而赢得其地位。他们并不如卡莱尔形容的如同神祇，但他们在那个时代和大地上成长，他们是历史事件的产物和代表，也是历史事件的经纪人与代言人。若无某种情况需要一种新的反应，他们新的观念将是不得时宜，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英雄崛起时，多是乘势应时，形势造成，若在承平之时他可能默默无闻。但他也不只是一个结果，历史事件通过他并环绕着他发生，于是他的观念与决定就成为历史的过程。有时，他的辩才，像丘吉尔，可以抵得上千万军团；像拿破仑，他在战略与战术上的远见可以连战皆捷，可以兴灭继绝。假如其为一个预言家，像穆罕默德，用聪明的振奋人心方法，他的话可以升起穷人的进取心，提高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权利。像巴斯德、莫尔斯、爱迪生、赖特、马克思、列宁，都是无数原因之果，也是无穷结果之因。
在上述性格因素表中，模仿与创新是相对的，但在历史的基本进程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驯服的天性与争雄的个人联合，才造成社会的秩序与运转，在对环境和生存的需要做适应性的新反应上，模仿的多数追随求新的少数，而求新的少数又追随始创者。历史多半是求新少数者的冲突，驯服的大多数只是对胜利者鼓掌及充作社会的实验品而已。
因此，智力在历史上是基本力量，但也可以成为分裂与破坏的力量。每100个新的观念，可能有99个还不如他们原试图取代的传统。一个人，不论他如何有才华，如何见多识广，在他有生之年也不能无所不知，也不能对其社会的习惯与礼俗做正确的判断与取舍。因为这些习惯与礼俗是经无数代人的智慧，并在历史的实验室中经过无数代的实验后的产物。一个荷尔蒙充沛的青年，可能对他为什么不可在性欲上有充分的自由发出疑问。假如他不理会习俗、道德与法律的规范，即使不在个人或团体的混乱中亡身，也可能在他还未成熟，还未充分了解性是火海必须处处设防、严加限制之前，已毁掉自己的一生。
因此，保守人士抵制变革与激进人士倡导变革具有同等价值——或者可以说，根须多比枝叶茂更为重要、更具价值。新的观念应该被听取，因为少数新观念可能有用。但是新观念必须经过异议、反对以及轻蔑的研磨，这也是对的。这是预赛，新观念在未获准进入人类大赛前，必须先能存在。老年人抵制青年人与青年人刺激老年人都是对的。经过这个紧张阶段，像经过两性与阶级斗争一样，才能产生充满张力的创造性力量，才能带来富有活力的发展，才能产生整体隐而不彰的基本统一与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