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上，约有20亿有色人和约9亿白人。1853年至1855年，戈比诺（Gobineau）的《人种不平等论》（Essai sur l’Inégalitédes Races Humaines）一书出版时，很多白人非常得意，因为他在该宣称：各种族人在生理结构、心智能力与性格品质上，各自承袭了不同种族的禀赋（像个人一样），其中有一种族名叫“雅利安”（Aryan）的，天生比其他所有各族都优越。他说：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完成的每一件伟大、高贵而辉煌有益的事，都是同出一源，在科学、艺术及文明方面，都是由一个胚种发展而成的……这粒种子只属一个家族所有，其不同的分支统治了宇宙中所有的文明国家……历史显示：一切文明皆起源于白种人，无白人之助，无一人能生存，而且只有一个伟大而辉煌的社会，才能保持创造此文明的种族的高贵血统。
有利的环境（戈比诺辩称的）不能解释文明的兴起，因为相同的环境（如土壤肥沃的河川），灌溉出埃及与远东的文明，但并未产生北美印第安人的文明，虽然他们都是居于沿各重要河流的、土壤肥沃的地区。文明也不是由制度产生，因为在各种不同的制度下都曾兴起文明，甚至在极端相反的制度下，如在埃及的专制制度下与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下。文明的兴起、成功、倾颓、衰亡全赖种族承袭的禀赋。文明的退化，这句话本身就是说远离了原来的宗氏、家系和种族。“只有在血统经过各种混杂之后，民族才退化。”这种情形，通常是与征服的蛮族通婚的结果。因此，美国与加拿大白人（他们未和印第安人通婚）比拉丁美洲白人优越（他们与印第安人通婚）。只有那些因自身血统弄乱而羸弱的人，才标榜种族平等，或者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凡具坚强禀赋而矫健的民族，都有种族意识，他们本能地不愿与外族人通婚。
1899年，英国人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把德国视为其故乡，发表了《19世纪的基础》一文，该文把始创的民族由雅利安人缩小为条顿人。他说：“真正的历史是从日耳曼人用铁腕强攫古代的传统之时开始。”但丁的脸型给了张伯伦强烈的冲击，被他认为是典型的日耳曼人形象。他认为自己清晰地听到了圣保罗（约死于67年）在致加拉西亚人（Galatians）书信中的日耳曼语调。他虽然不能十分确定耶稣是日耳曼人，但他相信，“谁坚持耶稣是犹太人，此人不是无知，就是不诚实”。德国的作家礼貌周到，不会反驳他们的客人：特赖奇克（Treitschke）与伯恩哈迪（Bernhardi）也认为德国人是现代各民族中最伟大的民族；瓦格纳又将此理论运用于音乐上；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使德国人与那片热土都奋激起的“20世纪的神话”；而希特勒基于此偏见，更鼓动德国人去屠杀一个民族，而且企图征服欧洲。
美国人格兰特（Madison Grant）1916年在《伟大民族的逝去》一文中，把雅利安族的文明成就局限于其族的一支而称之为“北欧人”（Nordics）——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人（Scythians）、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人、英吉利人和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人。这些金发、碧眼的“金发野兽”（blond beasts）中的某一支部落，由于北方冬天的严寒困苦，经横扫俄罗斯、巴尔干而进入南方昏昏欲睡的懒散民族的居地，在一连串的征服过程中，揭开有文字记录的历史的序幕。照格兰特说法，“萨卡人”（Sacae，或西徐亚人？）入侵印度开发了梵语成为“印欧人”的语言，而且建立起阶级制度，以防止他们与本土落后的民族通婚而致退化。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经高加索涌入波斯，弗里吉亚人（Phrygians）进入小亚细亚，亚加亚人（Achaeans）与多利安（Dorians）进入希腊与克里特，翁布里亚人（Umbrians）与奥斯坎人（Oscans）进入意大利。每个地方的北欧人都是冒险者、勇敢的战士和严守纪律的人，他们臣服或奴役了苟且、不安又懒散的南方地中海沿岸民族，他们与温和安静而沉默的阿尔卑斯族人通婚，乃产生了雅典人伯里克利的全盛时代与罗马的共和。少数通婚的多利安人又变成斯巴达人，也就是这个尚武好战的北欧阶级统治地中海沿岸的农奴。在阿提卡的北欧后裔却因通婚而羸弱了，导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被斯巴达人所败，希腊也被马其顿人和共和时代的罗马较为纯种的北欧人征服。
北欧人另外的扩张——从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日耳曼起——由哥特人与汪达尔人征服了罗马帝国；盎格鲁人与撒克逊人征服了英格兰，并为其起一新名（英吉利）；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并为其命以己名（法兰西）。其后，仍是由北欧的诺曼人征服了法兰西、英格兰与西西里。北欧的伦巴底人追随他们的长髯祖先之后进入意大利，经过通婚，为米兰与佛罗伦萨带来生气，而引起文艺复兴。北欧的瓦朗吉亚人（Varangaians）征服了俄罗斯，一直统治该地到1917年。北欧的英吉利人则殖民美洲与澳洲，征服了印度，并在亚洲每个重要港口建立起他们的前哨站。
在我们这个时代（格兰特悲叹着），北欧种族日渐萎弃他们的雄长地位。1789年在法兰西无法立足，诚如卡米尔·德穆兰对他咖啡屋的听众所说的，法国大革命是本地高卢人反抗条顿族的法兰克人的叛乱，因后者在克洛维（Clovis，法兰克王，481—511年在位）和查理曼的领导下征服了他们。十字军战役、“三十年战争”、拿破仑诸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拖垮了北欧后裔，使其子孙太瘦弱而没有欧、美、阿尔卑斯人与地中海民族的较高生殖率。据格兰特预测，到2000年左右，北欧人的统治权即将完全倾覆，而且由他们的倾覆，西方文明也将因新野蛮民族从海内外各地全面崛起而消失。格兰特聪明地承认：地中海沿岸的民族虽然在体力上比起北欧人与阿尔卑斯人都较差，但在智慧与艺术的成就上已证明是优越的，该族一定也会有希腊与罗马古典繁荣的光荣。不过，这可能仍应归功于杂婚太多而具有北欧人血统的关系。
种族理论的一些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学者会提醒我们：他们的祖先在历史上创造了最久远的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直到现代，他们出现了无数的政治家、发明家、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哲学家、圣贤。墨西哥的学者可能指向哥伦布发现美洲前的玛雅（Mayan）、阿兹特克（Aztec）与印加（Incan）文化的堂皇建造物。印度学者虽然知道在耶稣前的1600年有雅利安人渗透到印北地区，但他能想起的可能是印南的黑达罗毗荼（Dravidic）民族曾产生了他们自己伟大的建筑家与诗人。马德拉斯（Madras）、马都拉（Madura）、特里奇诺波利（Trichinopoly）等地的庙宇属于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建筑，还有高棉人（Khmers）在吴哥窟建造的神塔，更是惊人。历史是色盲的，任何肤色的人都可以发展成一种文明（在任何有利的环境里）。
即使把人种理论局限于白人，仍有很多困难。闪米特人会想起巴比伦、亚述、叙利亚、巴勒斯坦、腓尼基、迦太基与伊斯兰的文明。犹太人会想起把《圣经》与基督教传到欧洲，而且把大卷《古兰经》送给穆罕默德。穆斯林可能列出一张统治者、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名单，当西欧还在黑暗的中世纪进行摸索时，他们曾征服并治理从巴格达到科尔多瓦白人世界中的主要地区。
埃及、希腊与罗马的古代文化，明显地是由地理上的机会与经济、政治上的发展而产生的，不是由种族上的结构，而且他们文明中的绝大部分具有东方源流。希腊从小亚细亚、克里特、腓尼基与埃及取来艺术与文字。在公元前20世纪到前10世纪，希腊文化是迈锡尼人的文化，其中除部分源于克里特外，可能是由小亚细亚学习而来。当“北欧”的多利安由巴尔干到来时，到公元前1100年，他们摧毁了这个原始希腊文化的大部分。其后数世纪，只有在吕库古斯的斯巴达人，在塔勒斯的米利都人，在赫拉克略的艾菲索斯人，在莎孚的莱斯沃斯人，在梭伦的雅典人曾使历史上著名的希腊文明偶一重现。从公元前6世纪向前推，希腊人沿地中海两岸的都拉佐、塔兰托、克罗托纳、雷焦、卡拉布里亚、锡拉库萨、那不勒斯、尼斯、摩纳哥、马赛、马拉加等地散布其文化。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城市以及可能由伊特鲁里亚的亚洲文化带来罗马文明，从罗马又带来西欧文明，从西欧又带来南北美洲的文明。在公元3世纪及其后几个世纪中，各种不同的凯尔特族、条顿族或亚洲各族都曾蹂躏意大利而摧毁了古典的文化。南方人创造文明，北方人予以征服、毁灭，然后又借鉴并传播开去：这就是对历史的概要。
有人想借测量各人种大脑与面容或者与体重的关系，企图把文明与种族拉上关联，这是徒劳无功的。假如非洲黑人未产生伟大的文明，可能是由于气候与地理上的条件阻碍了他们，难道白种人在那种环境中定能表现较佳吗？多少美国黑人，虽然遭到无数的社会压抑，而在最近100年中，在专门职业、艺术、文学等方面，仍有很高的地位，这就是明显的例证。
在历史上，种族的任务与其说是创造的角色，不如说是准备的角色。各种各样的民族，在不同的时间由四面八方来到某一地区，他们彼此之间，或与本地居民血统、传统与生活方面互相混合，就像两个不同源的水塘一样，互相婚配融合。如此人种上的混合，经几个世纪以后，就可能产生新的类型，甚至新的民族。像英国人，就是由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朱特人、丹麦人与诺曼人混合而来的。新的人种形成其自己独特文化的表现时，也就构成新的文明——新的生理、新的性格、新的语言、新的文学、新的宗教、新的伦理、新的艺术。所以，不是种族创造文明，而是文明创造种族：由地理、经济和政治的环境创造文化，而文化创造人的类型。与其说是英吉利人创造了英吉利文明，不如说是英吉利文明塑造了英吉利人。假如一个英国人不论到何处都带着英国文明，即使在廷巴克图（Timbuktu） 也穿戴整齐赴宴，并不是他在该地从事新文明的创造工作，而是他觉得即使在该地，英国的文明也主宰着他的心灵。传统与类型如此不同，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北方民族在热带地方居住几个世纪之后，便养成了南方民族的性格，而由慵懒悠闲的南方北上的人民的子孙，他们也会发现，渐渐变成北方人心直口快的性格。
准此而论，美国文明仍在种族混合的阶段。在公元1700年与1848年之间，佛罗里达北部的白种美国人，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新英格兰的土地上，他们的文学却是古老英格兰的精华。1848年，美国门户敞开以后，欢迎所有白人。一个新人种的混合于焉开始，这新人种自然不是几个世纪就可以完成的。混合停止时，一个新的同质种族形态形成之时，美国可能会有自己的语言（与英文不同，就像西班牙文由意大利文转变来一样）、自己本土的文学和自我特征的艺术。这种种变化已经是隐然可见，或者说嘎嘎有声地进行。
种族的不相容，在人种的起源上有某些根本因素，但这些因素也可以说是因固有的文化不同而产生的，或者说是优越感——语言、衣着、习惯、道德与宗教。这种极不相容的情形，除了推广教育外，无他法可治。历史的知识会告诉我们：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民族对其都有贡献，文明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具有开化心灵的人们，对待每一男女，即使是下层的，也会把他看成创造、献力这个文明团体的一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