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断：人类的生活是海陆有机生物盛衰循环的一环。有时，我们在夏日沿森林漫步，会听到或看到成百上千飞的、跳的、爬的、游的、穴居的生物。走兽在我们走近时惊吓地狼奔豕突，飞鸟在我们接近时四散而逃，游鱼在我们接近时潜入水底。忽然我们可能领悟到：在整个星球上，我们人类属于多么可怕的少数，而就这些族类的行为来看，明显地我们即刻感到闯进了它们天予栖息的禁地。人类所有的记录与成就，不过是所有生灵的历史与透视。所有我们经济上的竞争，我们择偶的奋斗，我们的饥饿、爱情、悲伤与战争，与那些藏身于枯木落叶之下、水底或枝上的族类的觅食、争偶、斗争与痛苦，岂不相同！
因此，生物学的一些法则都是历史的基本教训。我们受到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为生存奋斗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考验。假如我们有人避免了这种竞争与考验，那是因为有群体保护着我们，但这个群体本身又必须应付生存的考验。
所以，历史的第一个生物学上的教训是：生命即竞争。竞争不仅是交易的生命，也是生命的交易——粮食丰足时是和平的竞争，食物不足时是掠夺的竞争。动物互相吞食而心安理得，文明人则由适当的法律程序而互相消耗。合作真正增进社会的发展，但大部分把它视为竞争的手段或方式。在我们的团体中——家庭、社区、俱乐部、教会、党派、种族、国家——我们竞争是为了增强我们团体的力量以便与其他团体竞争。竞争的团体有其不同的竞争性质：有的贪得无厌，有的好勇斗狠，有的党同伐异，有的傲慢自夸。国家本身的扩大正是如此，他们用醒目的粗体字写下我们的性质，以大规模的手段实行我们的善与恶。我们贪得无厌、利欲熏心、好勇斗狠，因为我们的血液里留有千万年前的故事，当时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必须从事追捕、战斗、杀生，而且因为恐惧他们近期捕不到其他野兽，故必须吃个饱。战争即是一个国家觅食的方法。战争促成合作只因为那是竞争的最后形式。除非各个国家变成一个更大的、更有效的保护团体的会员，我们势将继续表演狩猎时代个人和家庭的行为。
历史的第二个生物学上的教训是：生命即选择。在为食物或为配偶或为权力的竞争中，有的生物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在为生存的奋战中，有些人在应付生存的各种考验方面，比其他人获得更佳的禀赋。因为“自然”（此处意指全部实体及其演化过程）未曾仔细读过美国的《独立宣言》或是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我们生下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如：我们受到生理上和心理上遗传的支配，也受我们团体的习惯及传统支配。在健康与体力上，在智能与品性上，各人禀赋不同。“自然”也视选择与进化的需要而施予不同的爱，一对完全相同的孪生儿，百天之内就呈现出差异，天地之间没有两粒豆子是完全相同的。
不平等不仅是天然的、天生的，而且随着文明的繁复而增长。遗传上的不平等引致社会的、人为的不平等，每项发明与发现均是奇才异能之士所为，或为其所攫，以至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分工，才能之差异，使人对其群体具有不等的价值。假如我们清楚地认识我们的同僚，我们只要挑选30％这样的人并将其才能联合起来，就足可与其余所有的人相等。生命与历史，让人想起加尔文的上帝，正以一个极不公正的原则行事。
“自然”对我们乌托邦中自由与平等的联盟不禁窃笑。因为自由与平等是势不两立的仇敌，一方占胜时，另外一方即死亡。若人自由，他们天然的不平等就得像几何级数一样倍增，英美在19世纪的放任政策下正是如此。若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须牺牲自由，1917年以后的俄国正是如此。甚至压制后，不平等仍然增长。只有那些经济才能在一般水平之下的人，才渴望平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则渴求自由，而结果总是才智之士得其道。平等的乌托邦就生物学而言，注定要受劫难，能够像仁厚的哲学家希望的那样接近法律正义与教育机会均等已是最佳的结果。一个社会里，一切有潜能的人准其发展与发挥作用，在团体之间的竞争上将有生存的优势。打破距离而加强国家之间的对抗时，这种竞争变得更加厉害。
历史的第三个生物学上的教训是：生命必须繁衍。各有机物、各变种、各团体，若他们不能大量繁衍再生，“自然”也不需要他们。“自然”极喜爱量，因为此乃作质的选择的必要条件。“自然”也喜欢大混乱，嗜好斗争，因为借此可以挑选少数幸存者。无疑，她对成千上万精子力争上游进入一个卵子而受孕的竞争也视为当然。她对种属比对个体更感兴趣，而使文明与野蛮之间无何分别。她对高出生率往往与文化低的文明为伍，而低出生率与一个文化高的文明为伴，也不在意。同时，她（指繁衍过程、变化、竞争、选择、生存等“自然”之道）乐于看到：一个生殖率低的国家定期地被一些生殖能力较强与富庶的群体欺侮。在恺撒时代，高卢人获得罗马军团的援助，曾力抗日耳曼人，本世纪他们又获得英美军团援助力抗他们。罗马覆亡时，法兰克人从日耳曼涌入而建立了高卢法兰西。假如此次英国与美国也覆亡了，法兰西，这个从19世纪以来其人口数量几乎停滞的民族，也势将再度被蹂躏。
假如人口太多而粮食供应不足，“自然”为恢复平衡，有三个办法：饥荒、瘟疫与战争。马尔萨斯于1798年在他著名的《人口论》中解释说：如果没有那些定期的校正，生殖率势必远超过死亡率，而人口的成倍增长又必然使粮食的增产毫无意义。虽然马尔萨斯是一个牧师，是一个善意的人，但他指出：对穷人信用贷款或供应粮食的措施是鼓励他们提早结婚、盲目生殖，使问题更加严重。1803年，在《人口论》第2版中，他虽劝告人们除非为了传宗接代，应克制性生活，但他拒绝支持其他节育的方法。如果这种自我克制的劝告被接受的希望渺茫，他预测：未来人口与粮食之间的平衡，仍将和过去一样，势必依赖饥荒、瘟疫与战争来维持。
19世纪农业技术与避孕方法的进步，明显地驳斥了马尔萨斯的理论：在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粮食的供应与生殖率并肩前进，生活水准的提高也延后了结婚年龄、减低了家庭的人数。消费者的激剧增加也是生产者的激剧增加：新的“人手”开发了新的土地，增加了更多的粮食。加拿大与美国新近的情况，出口了数百万蒲式耳的麦子，国内也未发生饥荒与瘟疫，似乎给马尔萨斯一个活生生的反驳。假如现有的农业知识到处皆能适用，地球上将能养活两倍现有的人口。
当然，马尔萨斯或将答称，这种解决办法只不过延缓劫难。土地的丰饶有尽之时，农业技术方面的每种改进，迟早总要被出生远超过死亡的情势抵消。同时医药、卫生设施与救济，使不宜生存的人也随其所愿增加，导致优生的目的付诸流水。对这点，有人又将以此作答：目前人口繁多而危及世界安全的国家，由于工业进步、城市建设、教育及生活水准的提高，在减少生殖率方面，将可能有像欧洲与北美一样的效果。在生产与生殖的均衡未到前，宣传避孕的知识与方法，是基于人道立场的劝导。理想的生殖应是健康者的一项权利，不是性冲动的一个副产品。
有无任何证据，证明节育是劣生学——实行生育控制的民族降低了其智慧的水准呢？认为知识分子实行节育多于贫民，会使教育工作者的苦心，在每一代中很明显地被盲目生殖抵消。但是，要知道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差别教育、差别机会和差别经验的结果，没有证据证明这些知识条件是由种族的遗传而来的。即使博士的孩子，也必须受教育，而且经过青春期的谬见、教条和主义的注入。我们也不能说在贫困潦倒的穷人染色体中，一定没有多少潜能和异禀。就生物学的立场来看，在生育方面，体能活力可能比知识门第更有价值。尼采认为，在德国最优秀的血统是农民，从种族繁衍方面来讲，哲学家并非最适宜结婚生子的。
家庭节育计划在希腊和罗马历史中也曾充当过一个小角色。我们惊奇地发现，恺撒于公元前59年曾对子女众多的罗马人予以奖励，而且禁止无子女的女人在临产期骑马，禁止她们戴珍珠宝石饰物。奥古斯都在大约40年之后，重申此令，结果似乎并不理想。来自北日耳曼、希腊及犹太人的移民填补、改变意大利的人口结构时，上层阶级继续推广节育。很可能种族的改变，减抑了居民抵抗政府无能与外来侵略的能力与意愿。
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低生殖率降低了他们经济上与政治上的权力。而且，罗马天主教家庭的高生殖率也预示着到2000年时，罗马天主教教会在美国的城市或各州政府中将有支配力量。同样的过程有助于天主教在法国、瑞士和德国复兴。伏尔泰、加尔文与路德的故土可能不久返回到罗马教皇的怀抱中。因此，生殖率像战争一样，可以决定基督神学的命运。正像732年穆斯林在图尔的挫败，避开了法国与西班牙以《古兰经》代替《圣经》的结局。所以，天主教徒优越的组织、教规、道德、忠诚与繁衍，可以抵消新教改革与法国的启蒙运动。世上难找像历史这样的幽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