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历史学者的研究工作将近完成时，都会面临下述挑战：你的研究究竟有何用？在你的著述里，你发现唯一的乐趣是重述国家的兴衰、思想观念的升沉及帝王死亡的悲惨故事吗？有关人性，你知道的比那些难得打开书本而只从街谈巷议闻知的人所知的更多吗？你从历史中对我们目前的情形，可推演出任何解说吗？由我们的决断与政策，可推演出任何指引来吗？对一些惊人的顿挫与变革的交替，可推演出任何防卫之道吗？在过去的连串史实中，你发现若干规则而使你能预测人类未来的动态或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吗？有人认为“历史毫无意义”，认为历史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而且认为浩瀚无垠的过去只不过是错误的一再重现，而未来注定要上演一出更大规模的错误的悲剧，这是可能的吗？
我们不时有此感受，而且有无数疑虑袭击我们的勇气。一开始就碰到：关于过去，我们真正了解实情吗？或者历史不过是“一篇杜撰”，可以全然“相信”吗？我们对过去任何史实知识的了解永远是不完全的，可能还是不正确的。历史已被全然相反的证据与那些存有偏见的历史学者蒙上一层云雾，也可能被我们自己的爱国心与宗教信仰曲解。“历史大部分为猜测，其余则为偏见。”甚至历史学者虽想超越自己的国家、信仰、种族或阶级，但他在资料选择上及他用词遣字上的些微偏差，都会暴露他的私爱。“历史学者一直犯太过简化的毛病，他们从繁多的人与事中，只轻率地拣选易于处理的一小部分，对错综繁复的人与事他从未全然领悟与了解。”再者，我们从过去所得出的结论用以推论未来，由于世事加速度变化，这比过去任何时期也更具有冒险性。1909年，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即认为“自基督耶稣以来的世界变迁，还没有最近30年的变迁来得多”。现在有些年轻的物理学博士，更认为就他们所习的学科而言，自1909年以来的变化比此前整个有史时期还要多。每一年——有时在战时，乃至每一月——都有一些新的发明、新的方法或新的形势，迫使人们的行为与观念做新的调整与适应。尤有甚者，未来机运的因素，或者说自由的因素，似乎只看人的行为。我们不再相信：在未来，原子，极其微小的有机体，其反应一如过去我们所知的那样。电子，像英国诗人考珀笔下之神，迈进了神秘之途，其奇妙表演及一些怪行或情况，也可能弄乱国家的均衡等式。就像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他狂饮而亡时，使其新帝国也垮了；或者像普鲁士王腓特烈大帝，由于俄国一位继任沙皇醉心于普鲁士文化而避免了一场大难（1762年）。
很显然，历史的编纂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它只能算是一种工业、一种艺术、一种哲学——搜集史实即工业，在混乱的资料中建立具有意义的系统即艺术，寻求透视与启迪作用则是哲学。“现在是卷起过去再来一景，过去是现在为求了解而摊开底片。”——或者我们也如此相信，也如此希望。就哲学而言，我们试想征诸整体而了解部分。就“历史哲学”而言，我们又试想征诸过去而了解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两种情况中，只是给要求完美的人意见，全面透视是一种幻觉。我们并不了解整个人类的历史，在苏美尔人与埃及人之前，可能尚有许许多多的文明。我们不过刚从事发掘！我们必须由部分知识做起，而且我们必须对所有的可能性暂时感到满足。就历史而言，也和科学与政治学、相对论与一切法则一样，应持怀疑的态度。“历史讥笑一切企图强行将其纳入理论范式或逻辑规范之中。历史非难我们的通则，破坏我们的规条。历史是一个怪物。”不过，在这些限制之内，我们由历史中还可耐心地获知足够的真实情况，而尊重彼此的歧见。
由于人在太空时间中只是一瞬，是地球上的一个过客，是其本种的一个胚芽，是其本族的一个苗裔，是肉体、性格与心智的一个组合，是家庭与社会的一员，是某种信仰的信徒或怀疑者，是某一经济中的一个单位，是国家的一个公民，是军队中的一个士兵，我们都可在相关的题目之下——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人种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战争——探询历史关于人性、行为与前途必须述说者究竟为何？欲将数百个世纪的历史浓缩在100页篇幅之内而做成结论，实在是极其危险的事，而且只有愚人才会如此。我们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