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几乎把家产挥霍一空。身处这个仇视子爵的国度，战争和“九月大屠杀”的前夕，他前途茫茫，自身不保。他的姐姐建议他靠婚姻取得一笔财富，而且为他找到了一位嫁妆不算微薄的17岁新娘维涅。他们1792年2月21日成婚。几十年来，他经历多少风霜、多少情场波折，维涅始终对他忠心不贰。她仰慕拿破仑，但在夏多布里昂与拿破仑20年的敌对中，她对自己的丈夫忠心耿耿。过了许多年后，他终于爱上了她。他们婚后住在巴黎，靠近他的姐妹露西尔和茱莉。他将妻子的一部分财产投资于教堂产业，结果在革命政府没收教会产业时损失了，有一部分则在赌场上挥霍一空。
1792年4月20日，法国立法会议向奥地利宣战。法国流亡贵族组军加入奥地利，以图推翻革命政府。夏多布里昂并不想真正反对革命，但觉得有义务加入贵族同伴的行列。于是，在巴黎贵族大批入狱、遭受屠杀的前夕，他离开了妻子、姐姐，赶到科布伦茨，加入流亡贵族的行列。他后来参与了攻击蒂永维尔（1792年9月1日）的行动，不幸失败，他也因大腿受伤而光荣退伍了。由于不能通过动乱的法国回到妻子身边，他前往奥斯坦德，路程大半都靠徒步，然后设法到达泽西岛，在一位叔父的照顾下，他身体逐渐复原了。1793年5月，他渡海前往英伦。
在英国他尝尽了贫苦的滋味，虽然“我有些不正常的性格，我还是摆脱不掉喜爱自由的浪漫思想”。他能安于现况。他拒绝接受英国政府给予法国流亡贵族的津贴，他给私人及在寄宿学校教授法文，勉强维持生计。这时，他爱上了一位学生——艾甫斯，她的父母希望他和艾甫斯结婚，他只好承认自己已是有妇之夫。同时，他的妻子和姐姐茱莉，在法国已锒铛入狱，他的长兄、大嫂及大嫂英勇的祖父马尔塞布都已上了断头台（1794年4月22日）。他的妻子、姐姐，直到罗伯斯庇尔下台、恐怖时代结束，才获得自由。
妹妹露西尔早就注意到他在文字方面颇有天分，因此，鼓励他以写作为业。在英国的几年，他开始撰写一部规模庞大的散文史诗《纳奇兹人》（Les Natchez）。在2383页的篇幅里，他倾诉着浪漫的梦想，歌颂着美洲印第安人。然后，怀着成为名哲学家的热望，1797年他在伦敦出版了《论古今革命的渊源》。就一位29岁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不凡的成就。全书结构虽然松散，然而引经据典，广博宏大。夏多布里昂认为，革命是历史上定期的现象，常循着叛变、骚动、独裁的常轨而进行。古希腊人黜其国君建立共和，然后又为亚历山大统治。罗马人黜国君建立共和，然后又为众“恺撒”统治。在这里，在1799年政变两年以前，夏多布里昂已预言了拿破仑的出现。他说，历史为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轨道或同样轨道的重现而已。历史或稍有变化，纵有新瓶装旧酒的现象，但不论如何动乱，人性永远有善有恶。世上并无真正的进步。知识的确在成长，但利用知识的是永远不变的本性。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相信“人类具有无限的良能”，这只是幼稚的幻想。不过（许多读者都为这个结论大吃一惊），启蒙运动成功地破坏了基督教思想。经过这个政治稳定但知识战争的时代，我们年轻一代的宗教思想不可能再恢复旧观了。那么，什么宗教将取代基督教呢？恐怕再也没有了（这位年轻的怀疑论者这样下结论）。文化、政治的不安有朝一日必将毁灭欧洲文明，欧洲将回到洪荒未辟前的野蛮时代。现在的野蛮民族将崛起创造文明，而他们经过了辉煌灿烂的年代也将再遭遇革命，又回到野蛮的时代。
这使夏多布里昂在流亡贵族人士中声名大噪，但震惊了那些觉得贵族阶级和宗教应该共生死的人。他们的不满影响了夏多布里昂，以致他后来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为此书赎罪。
不过，现在他正为了母亲的死大为悲恸。1798年7月1日，他接到了姐姐茱莉由法国寄来的信：
亲爱的弟弟：我们刚刚失去了最慈爱的母亲……她不知为你的错流过多少眼泪，在这些守本分的人看来，你的错真令人痛惜。我们希望你知道，我们希望你能张开眼睛，放弃无益的写作。但愿我们的祈求感动上苍，让我们重逢，让我们同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夏多布里昂接到这封信时，附着的一封信却报告了茱莉的死讯。后来在《基督教的精神》的前言里，他将后来作品思想的改变归因于这些噩耗。“这九泉之下的两声呼唤，这死的信息诠释着死的信息，大大地打击了我，我从此变成了基督徒……我哭泣，我相信了。”
我们难免怀疑一个人岂会如此突然戏剧性地转变了信仰。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字面的意义，他的转变是真诚的。这个过程可能是缓慢的，他可能由不信宗教逐渐体会到基督教的美，然后体会到其助人为善的宗旨，最后肯定了基督教的价值。认为虽然基督教有小小的瑕疵，但值得个人的信仰，值得大众的支持。但夏多布里昂既为诗人又为哲学家，他也许用了一个文学的比喻将这个缓慢的过程归因于瞬间的灵悟吧！在这世纪末的岁月里，朋友丰塔纳的信也影响了他。丰塔纳在信中描述法国正因道德沦亡而衰颓不振，因此人们越来越渴望回到教堂和神父身边。依丰塔纳的判断，这种精神的饥渴不久就将造成天主教信仰的复兴。
夏多布里昂于是决心成为此复兴运动的喉舌。他由艺术道德的观点而不由科学哲学的观点来为基督教写作、辩护。他想，虽然我们年轻时听的那些动人的故事大半只是传说，而非史实，然而它们吸引并启发了我们，它们多多少少教导了我们去遵行这些希伯来的戒律。而在这些规范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秩序和基督教文明。这些信仰协助人们克制了不合群的欲望，忍受了不平等、罪恶、痛苦、死亡，如今人们却要把这些信仰夺走，这岂不是莫大的罪恶吗？夏多布里昂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表现了他好疑的天性，但也写出了他对宗教的信仰：“我的本性不容易相信任何事物，甚至我自己，轻视一切事物——华贵、凄惨、人民与国王。不过，我的理智克制了这种本性，命令它向真正美好的事物，如宗教、正义、人类、平等、自由、荣誉而顶礼膜拜。”
1800年初，丰塔纳促请夏多布里昂返回法国。这时，丰塔纳正是第一执政眼前的红人，他愿保证这位年轻流亡贵族的安全。而拿破仑也正在思量如何恢复天主教思想。一本申论基督教美德的好书诚然可以帮助他应付雅各宾派必然的攻击。
1800年5月16日，夏多布里昂回到妻子和露西尔的身边。丰塔纳将他引入了聚集在美丽而弱不禁风的博蒙特女伯爵家中的文人团体。她父亲蒙默里伯爵曾经做过路易的外交大臣，后来死在断头台上。她不久成了夏多布里昂的情妇。在他的乡居，在她的鼓励下，他完成了《基督教的精神》。不过，因为这的旨趣和当时知识分子怀疑宗教的风气大相歧异，夏多布里昂认为出版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1801年，他只摘录其中100余页在巴黎出版。在他真诚虔敬地歌颂基督教的德行，赞美浪漫的爱情。因为这，他立刻成为巴黎文教界的热门人物，也成了女士的偶像，更成了复出的天主教人士的宠儿。
他把这命名为《阿达拉》或《两个野蛮人的沙漠之恋》（The Loves of Two Savages in the Desert）。最初的地点在纳奇兹印第安人居住的路易斯安那，故事的叙述人是双眼全瞎的老酋长谢克塔。这位酋长叙述他年轻时被敌人部落俘虏的经过，如何被判焚死，如何被一位印第安女郎阿达拉所救。他们一起逃走，越过沼泽丛林，越过山川河流。由于朝夕相处，共同患难，他们落入了情网。他想达到情欲的巅峰，但她拒绝了——因为她在母亲垂危时已立下了终生守贞的誓愿。后来他们遇见了一位老传教士。他也赞成她守贞的意志，他嘲讽爱情只是一场酩酊大醉，他说：婚姻是痛苦的归宿，比死亡还要恐怖。阿达拉在灵肉之间挣扎（如历史上的许多人物一般），最后只好服毒解脱。谢克塔意志消沉，但传教士开导他说死亡是从人生快乐地解脱：
虽然我已度过多少岁月……我从不曾遇见一人不会被幸福的幻想愚弄，从没有见过一颗没有暗藏创痕的心。表面宁静的心情正好像佛罗里达平原的天然水井，表面清澈无比，但你看向井底啊……你却发现一只大鳄鱼，一只井水滋养肥壮的大鳄鱼！
夏多布里昂对阿达拉葬礼的描写——神父、异教徒携手为她的遗体覆土——成了浪漫主义文学家喻户晓的一景。这个情景也引发了吉罗代·特里奥松的灵感，1808年创作了拿破仑时代最伟大的绘画之一《阿达拉的葬礼》，全巴黎的人看了都不禁落泪。1801年的法国仍然盛行古典传统的风格，因此这本小说并没有赢得一致的好评。文学语言的华丽，利用爱情、宗教、死亡这些自古用来激动人心或年轻男女的主题，自然大千世界的变幻替人间的喜怒哀乐伴奏，这些技巧引起了某些评论家的嘲讽。但夏多布里昂淳朴的语言、文体恬静的节奏、花草树木的形姿声色、山川河流构成的生动背景，也获得了众人的赞美。这时的法国人心正适合接受宗教和贞节的礼赞，拿破仑也正在与教会和解缔盟。现在，似乎是出版《基督教的精神》最佳的时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