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尔夫人除了从事推翻拿破仑的艰巨工作，除了接待一群天才、雅士之外，她现在加上了为法国诠释日耳曼的细腻工作。其实，新生的《科琳娜》还在跟屈服于拿破仑的出版界做生死奋斗时，她就已悄悄地定下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她要一谈莱茵河那边的那块土地。为了郑重其事，她起程做另一次中欧之旅。
1807年11月30日，她离开了科佩。同行者有阿尔贝、阿尔贝蒂娜、施莱格尔及侍从欧仁 。在维也纳，他们欣赏了海顿、格鲁克、莫扎特的音乐，可是她没有提到贝多芬。在奥地利的5个星期里，有3个星期她和一位奥地利军官奥唐奈鱼雁传情，她愿送他钱财，向他求婚，最后却失去了他。她于是又写信给贡斯当，表达她无尽的爱意——“我的心肝，我的生命，只要你愿意，正如现在一般，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但他向她借了些钱就满足了。在特普里兹、皮尔纳，她会见了狂热反对拿破仑的政论家根茨。拿破仑得知她曾与这些人晤面后，认为她一定在意图破坏他7月签订《泰尔西特和约》后的和平局面。在魏玛已见不到歌德和席勒（1805年去世了），她前往哥达和法兰克福。然后，她忽然病倒了，十分憔悴，于是匆匆回到科佩。
或许这点“人寿有尽”的启示也促成了她转向神秘主义。施莱格尔对她的思想转向也有所影响，但她大部分是受了苦行主义者克吕德纳（Julie von Krüdener）、风流倜傥的韦尔纳的影响，他们1808年都曾在科佩小住。那年10月，座上客已大半为德国人，交谈几为德语。启蒙运动崇尚的理智在这里已为神秘的宗教经验取代。斯塔尔夫人在给奥唐奈的信上这么写道：“世上除了信仰，除了爱，全是虚假。其他的比生命本身甚至更不可捉摸。”
怀着这般情绪，她写出了《论日耳曼》。1810年，此书已近完成。她希望出版时能在巴黎，于是她谦恭地写信给拿破仑，告诉他“8年的流放苦难改变了性格，命运多舛教导了忍耐顺从”，她说她打算前往美国，她请求发予护照并希望获准暂留巴黎。结果护照准予发放，巴黎小停不准。不过，1810年4月，她全家及施莱格尔迁至布卢瓦附近的克洛蒙，以便督导在图尔三卷草稿的印行工作。8月，她又迁至邻近的福斯（Fossé）。
出版商尼科勒将头两卷的校样呈送巴黎检查。他们删除一些无关紧要的句子后，准予出版。尼科勒于是印行5000本，并先行分送要人。但6月3日，一向同情斯塔尔夫人的警察部长富歇辞职，继任者瑞皮格公爵萨瓦里十分严苛。9月25日，雷卡米耶将第3卷校样送请检查，并呈送约瑟芬皇后整套校本，附作者私函一封，请转呈皇上。萨瓦里显然已得到了拿破仑的同意，判定此书不利于法国和皇帝，于是他命令出版商停止印行，10月3日，他对斯塔尔夫人发出严厉的通知，令她立刻遵守诺言，前往美国。10月11日，一队宪兵进入印刷厂，捣毁字版，并带走此书印好的部分。这些书后来被捣碎制成了纸浆。官方还索取原稿，斯塔尔夫人只好交出，唯有其子奥古斯都秘密保存了一本原作。这位女作家赔偿了出版商所有的损失，便匆匆逃回科佩。
《论日耳曼》出版于1813年。此书将拿破仑时代日耳曼文化的每一层面以了解的眼光，做一写实的总览，语多简洁而深入中心。在这个喧扰的时代里，一个被琐事缠身、爱人围绕的女人居然能够找到闲暇，具备精力和才识来从事如此重大的事业，实在令人惊叹！这是由于她深受瑞士世界主义的熏陶，又与一位日耳曼名门荷尔斯泰因男爵成婚，她继承了新教的信仰，再加上她厌恶拿破仑的这些因素，她对日耳曼宽容有加，尽可能忽视其缺点。她宣扬日耳曼的优点，借此迂回攻击拿破仑的专制。在法国人面前呈现的日耳曼，是一种感情丰富、温柔敦厚、富于宗教情怀的文化，而法国当时文教界过于偏重理智、怀疑宗教，此他山之石正可以攻己之错。
说来奇怪，她却不喜欢维也纳。其实，维也纳人和她一样，耽于游乐而又暗自悲哀。他们在醇酒闲谈中放荡着，然而爱情的易逝、拿破仑的节节胜利，使他们又悲伤不已。维也纳信奉天主教，到处洋溢着南欧音乐和艺术的气氛，人们只是像孩童般地信仰，不爱思索其哲理。而她属于北方的新教，思想和感情深沉，常在哲学的思考中挣扎反侧。维也纳没有严肃的康德，只有轻快的莫扎特。没有激烈的争辩，没有慧语的火花，只有朋友、爱人、父母子女纯真的喜悦。人们在草地公园上漫步，望着多瑙河悠闲懒散而去。
但她对日耳曼人也有微言：“火炉、啤酒、烟草围绕着所有老百姓，没有人想逃出这种炽热浓密的空气。”她对日耳曼人单调无味的衣着、男人安于家室的态度及对权威绝对服从的态度表示可惜。“日耳曼比起任何其他地方，阶级的分界更为明显……每个人死守本阶本位……似乎这是他已成定局的地位了。”在法国社会里，贵族、作家、艺术家、将军、政治家相聚一堂而互切互磋的情景，她在日耳曼只能憧憬了。因此，“贵族无思想，知识分子无现实的人生经验”，统治阶层封建主作风犹在，知识分子则沉迷于空中楼阁的幻想。这里她引用了里希特的名言：“海上的王国属于英国，陆上的王国属于法国，空中的王国则属于日耳曼。”她并加上了一段中肯的评语：“现代人们扩张了知识的领域，但如不能具备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忍的意志来辅佐知识，那只有徒然使人性更为软弱而已。”
她仰慕日耳曼的大学，誉为世上首屈一指者，但她对子音极多的德语很是不满。她讨厌德语句子的结构和长度，因其将决定语意的动词置于句尾。因此谈话中无法打岔，而她认为打岔为谈话的生命，巴黎沙龙独有的活泼而文雅的辩论，她在日耳曼根本无法找到。这点她认为一部分是由于没有国都让全国的文士、才子聚集一堂，一部分是由于日耳曼男人吸烟谈天前，总把女人遣离饭桌。“柏林的男人很少谈话，除了两人彼此说说话。当地由于军事的气氛，他们有些粗鲁，不会顾及在女士面前的仪态。”不过，在魏玛，女士都有教养、有风情，军人都注重风度，公爵则深知他的诗人正为他树立历史性的地位，因此也注重仪态。所以，她又说：“在文明世界，日耳曼文人在许多方面都是最出众的一群。”
然而，我们的向导不太能够欣赏日耳曼诗歌和散文的精微奥秘。她习惯了法国明朗清澈的文体。日耳曼条顿民族的深沉，她觉得是卖弄书袋，故作隐晦。但是她站在日耳曼人一方，参加了浪漫主义反抗古典规范和束缚的革命。她认为古典的风格以希腊和罗马的古人著作为根基。相反，浪漫主义是脱胎于基督教教义情感，在中世纪早期的北方抒情诗歌、骑士传奇、神话和民谣中蔓延成长。大体而论，两者的分野在于：古典主义认为真实重于自我，而浪漫主义认为自我应重于真实。
出于这个原因，虽然日耳曼哲学晦涩，她仍喜爱。因为，日耳曼哲学像她一样也强调自我。这些哲学家体验了心智的重要，认为它比任何科学革命的成果更为奇妙。她反对洛克和孔狄亚克的心理学理论。他们将所有知识都化为感官的感觉，因此所有观念都只是外物的反映而已。她认为这种思想终将沦为唯物论和无神论。在最长的一章里，她简述着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要旨：康德恢复了心智的地位，使其又成为了解“真实”的重要一环。康德视自由意志为决定行为的主因，良知为道德的要素。她觉得，康德以这些命题“坚定地分开了心智与感觉的王国”，基督教义由此也建立了哲学基础而成为有效的道德规范。
夫人虽然自己犯了第六诫，可是她坚决相信无道德文明便无法延续，而道德规范绝不可脱离宗教而独存。她认为谈论宗教是否合理是叛教的行为，宗教是“痛苦的慰藉，穷人的财富，死者未来的希望”，这点拿破仑和男爵夫人倒是一致同意的。因此，她欣赏日耳曼活跃的新教而不喜欢法国上流社会假装虔诚的天主教。日耳曼圣堂，家中和街上回荡的雄壮圣歌，她听了感动不已。而法国人关心股票，把上帝留给穷人侍奉的作风，她则大表不悦。她赞成摩拉维亚兄弟会以《圣经》为信仰唯一指引的教义。最后一章里，她呼吁人们应“虔信”上帝，不必问其根由——内心应随时感到万能上帝的存在。
总而言之，如撇开时代和作者个性产生的偏差不论，《论日耳曼》应为当时的杰作之一。从《科琳娜》至康德的介绍实为一种令人兴奋的进步。拿破仑应了解，一个不体谅政府困难的女人，能有此种论点实属难能可贵。他应加以轻微的赞许，便可减轻此不利他的言论，这样才是明智之举。她曾强烈反对检查制度，但如禁止法国人阅读此书，那只是徒然增其声势而已。她在多处贬抑法国、褒扬日耳曼，但也多处以法国的优点来暴露日耳曼的缺点。有百余页的篇幅表达出她对归不得的祖国的热爱。她也稍微涉及深奥的题目，但她的对象是法国广大的读者，意在促进国际的了解。她呼吁文化应该交流互惠，这种思想对拿破仑联合莱茵邦联与法国的努力应有所助益。她通达事理，珠玑通篇可见，全书充满令人深省的观念与思想。正如卡莱尔、柯勒律治不久之后将日耳曼介绍给英国所做的工作一样，她为法国介绍了日耳曼的本质。歌德曾说：“我们应该视此书为一台强而有力的机器，它在自古即分割两国的偏见长城上，造成了宽广的裂口。因此，莱茵彼岸，以至将来海峡彼岸的人都将更了解日耳曼，我们日耳曼人一定也能因此对西欧有更大的影响。”她的确是一位“好欧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