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委员会曾将她驱出法国，督政府减轻其刑，改为驱出巴黎。督政府垮台那天，她就赶回了首都（1799年11月22日），并在高级住宅区福布圣热尔曼的格勒内勒街定居下来。新上台的执政府，即拿破仑——对她的归来不曾表示异议。
不久，她即开设一个新沙龙，此举一半因为“在巴黎谈天……我认为是莫大的赏心乐事”，一半是因为她也想左右风云。她不认为这种角色不适合女人。如果一个女人（如她一样）既有财富又有头脑，扮演这种角色是十分恰当的。她一向认为其父内克为法国大革命的幕后英雄，身为他的女继承人，她绝对有资格从事政治。恰好1789年，其父曾贷予政府2000万法郎，政府至今未曾偿还。因此她也决心要替父亲和家庭索取这笔款项。她理想中的政体（正如其父的）是君主立宪政体。在此制度下，众人享有出版、宗教、言论的自由，而富人应受政府的保护，免受穷人的威胁。她认为她抱持这种主张是忠于1789年至1791年国民议会的革命精神。她厌恶弑君的行为，因此福布区的这些日日祈求波旁王室复辟的贵族邻居也成为她沙龙的客人。不过，她的沙龙聚会是以贡斯当为中心的。贡斯当全力拥护共和政体的主张，而且身为护民官之一，他对拿破仑任何由执政跃身为国王的企图都全力反对。斯塔尔夫人也接待第一执政的兄弟，因为拿破仑逐渐专横的作风使他们也不太自在呢！
的确，巴黎文教界、政治界大多数知名之士都曾成为她晚会中的宾客，他们来此热切地打听政界的最新内幕或倾听夫人谈笑风生。自从杜德芳夫人以来，论谈吐从未有如斯塔尔夫人者。泰塞夫人曾公开说：“我如果身为皇后，我会命令斯塔尔夫人与我畅谈终日。”她自己曾写道：“法国所有的人都觉得谈天是生活中的必需品。说话在此地不是像别处一般，只是沟通的媒介……谈话是人们乐于演奏自娱的一种乐器。”
她并非自始即反对拿破仑，如果布里埃内所说不假的话，我们可知她在执政时代早期还写过几封恭维的信给第一执政，甚至毛遂自荐，愿为他效力。然而，他对她讨好的举动，拒之千里之外。同时，他扩张了检查制度，他对知识分子从政采取鄙视的态度，他认为女人只能生儿育女，只是迷人的玩物，不可委以大计。这些态度刺伤了斯塔尔夫人，她因此也以牙还牙。他称她的客人为“理论家”，她则称他为“畏惧思想的人”。后来她怨恨日增，更称他为“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王位上的中产贵族”。
1800年5月7日，她在一小群崇拜者的随行下，迁居至科佩避暑。在前一天，拿破仑也离开巴黎，横越阿尔卑斯山前往马伦戈攻击奥军。后来斯塔尔夫人坦白道出了当时她的感想：“我希望拿破仑大败而逃，要阻止他日渐专横的作风，这几乎是唯一不得已的途径了。”不过，她不久也厌倦了科佩和勃朗峰街的生活。她本来就赖谈天为生的，同时“除了巴黎，别处再也享受不到纯粹法国人谈天的情趣”。于是，这年秋天她搬回了巴黎。不久，她身旁又围绕着一群天才横溢的人士，他们热衷的题目便是拿破仑的独裁作风。拿破仑曾抱怨“她带着一只装满箭的箭壶。他们佯言她不谈政治也不谈我。可是每个常去看她的人都不太喜欢我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后来在圣赫勒拿岛时回忆当年：“她的家几乎成了反对我的军火库。到那里去的人，都受封成了她十字军的武士。”可是他也承认：“那个女人教导人们思考不曾想起或已经忘怀的念头。”
他觉得自己身负力挽法国于狂澜的重任。为了建立法国的有能政府，为了领导法国战胜虎视眈眈的联军，他有权要求，甚至必要时强制全国上下一心、群策群力，保卫法国的新共和国，保卫法国的自然疆界。而这个女人聚集联合了一群保王人士和雅各宾派激进分子来反对他，实令仇者大快。她的父亲与拿破仑也有同感。为了她一再攻击这位年轻的独裁者一事，他曾谴责其女。他告诉她：战时或危急之秋，必须采取一些独裁的手段。但她回答说自由比胜利更为可贵。贝纳多特反对拿破仑，她加以鼓励。贡斯当在护民院中发言反对拿破仑侵犯立法权，他有数篇讲稿即出自她手。她和拿破仑都十分自负，目中无人。因此，法国对于他们而言是太小了些，无法同时容得两人一展身手吧！
1801年春天，拿破仑在给其兄约瑟夫的信中写道：“斯塔尔先生如今已潦倒不堪，处境甚为可怜，而他太太还在举行晚宴舞会呢！”约瑟夫将这些责备的话转达了斯塔尔夫人。她立刻前往协和广场探视，结果发觉他已奄奄一息。她于是随侍病榻。1802年5月，她离开巴黎前往瑞士，携丈夫同行。他在途中就去世了，后来葬于科佩的公墓。从那年起，她变得情绪不稳，开始染上了鸦片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