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对文学的兴趣不及对舞台浓厚。他十分留意法国剧院的节目内容，他也发表戏剧评论。法国剧院抛弃了伏尔泰，重新演出高乃依和拉辛，大半是出于他的主张。但他欣赏文学的能力就没有如此高明了。他爱读小说，常带着许多小说——大部分是浪漫言情的故事——随战南北。在圣赫勒拿岛的餐桌谈话有些是很好的文学批评，由这些可以看出他对荷马、维吉尔、高乃依、拉辛、拉封丹、塞维尼、伏尔泰、理查森、卢梭等人的了解。可是他无法领会莎士比亚，“读他的戏剧，根本无法终卷。这些作品糟透了。没有一处比得上高乃依或拉辛的”。（莎士比亚的法文翻译本的确十分糟糕，不合原作意旨。）
正如一般从政、从商的人士，拿破仑对高谈政治和经济的作家从不欣赏。他认为他们只是一些雕琢字句的人，几乎没有对现实或对人类天性和能力的正确判断力。他坚信他比他们更了解法国人民的需要，他们需要廉明有为的政府、合理中庸的税制、私有自由的企业、供需无缺的市场。劳工需要就业和工资的保障，农民需要拥有私人的田产。人民希望法国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人民遂其所愿，他们就不会再坚持要以口舌之辩，继之以算人头的方式决定法案或选举公职人员。在他尽力达成这些目标时，也追求自己的权力和光荣，绝不容讲坛上或执笔的大爷干涉纷扰。如能以奖额、年金或政治的甜头让他们安静，这些镇静剂不可吝啬施予。此外，任何干扰执政或皇上清静的人，都必须禁止他们公开出书或摒绝于巴黎或法国之外。1802年，拿破仑写道：“在一个混乱因素已经潜在的社会里，如果毫不限制出版自由，必定马上又将陷入无政府的状态。”
拿破仑为了监视舆论，特援督政府先例，授权邮政局长开启私人信函，检录不利政府的言论，再将摘录的内容呈送他本人或转交巴黎邮政总局的黑函处。他指示其私人图书馆员以下事项：“摘录当日杂志的政治言论”，于“每日5至6时”呈送他本人；每隔10日，将最近10日出版的书籍或小册做“分析”呈送皇上；每出戏剧在初演48小时后，应将此剧的内容及政治倾向分析报告上级。同时该员应于“一星期（10日）的第一日及第六日5时至6时之间，将值得注意的广告和招贴的说明呈上。该员对各二级学校、文学集会、教堂的言论行为，凡认为可能与政治和道德风气有关的，均应尽其所知，呈报上级”。
1800年1月17日，拿破仑又援督政府先例，命令当时法国73家报纸中的60家停止发行。至年终只有9家幸免于难，他们均为言论缓和者。他曾说：“三家敌对的报纸比起一千把刺刀更为可怕。”此外，《导报》定时为拿破仑的政策辩解。因此，当时一位文士曾将此政府喉舌改名为“撒谎者”。有时拿破仑还亲自执笔，甚至撰写书评。虽然他不署名，但文中权威式命令的口吻透露了作者的身份。如：
我希望阁下函知《论坛日报》、《公开报》、《法国公报》等报编者——这些应为读者众多的大报——明告他们……革命时期已经过去，如今法国只有一个政党。我绝不容许任何报纸的言行违抗我的利益。他们如敢刊载任何有一丝毒素的文章，那个大好的早晨就有人叫他们闭嘴。
1800年4月5日，检查制度扩及戏剧。官方的理由是：私下的言谈也许无甚危害，然而同样的言论假借历史名人之口，再由知名的演员极其生动有力地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其影响则可观。再加上观众之间情感的互相激荡，加上个人不加深思、感情用事，因而此言论往往有雷霆万钧的影响。在此检查制度下，任何含有批评王朝、赞扬民主成分的戏剧均不得公开演出。《恺撒之死》一剧，由于演出时观众为布鲁图攻击独裁的演说喝彩，而被剔除于剧目之外。
最后政府控制了所有出版的文字。“只有获得政府信任者方可出版。一个以文字公之于世的人正像一个对大众集会演说的人一样。”他可能会散播煽动的言论，因此应视为潜在的纵火犯一般看待。因此，每个出版商在印刷某书以前，必须将草稿送请检查。他必须同意删除某些不利言论，或同意以当局建议的章节取代，方可取得出版许可。甚至在检查通过、书籍出版后，警察首长仍可以没收出版物，甚至加以完全销毁而不必顾及此举给作者和出版商带来的损失。
在这个心灵的牢狱里，文学挣扎奋斗以求生存，其中最值得歌颂的是一位女士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