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的爆发打破了政治和父母的权威，赶走了宗教信仰，法国人民一时人欲横行。地方各省情况尚可，首都的风气则败坏颓废。法律的中心在罪恶的渊薮里挣扎奋斗。如今拿破仑自己虽目无法纪，但他认为要复兴法国、培养正常知足的民性、确保他成功地治理法国，稳定道德与风俗是先决条件。因此，他表示：对政府内部、政府人民之间的事务往来，他将严加督察，任何不法事件将予以严惩。对社会上、舞台上不够端庄的服饰，他都不假以颜色。他曾谴责弟弟吕西安、妹妹埃莉萨客串演戏时过于暴露。在一次晚间的社交场合里，斯塔尔夫人身穿低胸晚礼服，他见了很不顺眼，便直截了当地批评说：“我想你一定是自己喂奶的吧？”塔列朗的情妇塔利安夫人为督政府时代的名女人，她曾以其臀部和胸部领导着当时的世风，后来远离首都。拿破仑坚持塔列朗必须明媒正娶，以正名分。约瑟芬也和风流韵事告别了，她的衣帽供应商惊慌之下，把账单价格削减了一半。拿破仑还制定新法，赋予丈夫与罗马人几乎相同的管束妻子的权力。从此，法国人牺牲了个人自由，然而家庭恢复了教化的机能。
这种新纪律付出的部分代价是为这个时代染上了几分晦暗严肃的色彩。男女和人民革命时代放荡欢愉的气氛不见了，人们如今体验着中产阶级的严谨和劳动阶级的劳苦。波旁王朝时代，阶级的界限划定了阶级的分野，稳定了社会的结构。如今，由于“发展才能的机会平等”，各阶层之间建立了可供援升的阶梯，赤手空拳的年轻人纷纷争相竞逐，要爬上险阻的权力金字塔，于是法国呈现出一片无止无休的竞争热潮。除了这些小小牺牲以外，在拿破仑的治理下，诚如他感觉到的，道德重回法国，中上层社会恢复了法国大革命前崇尚礼仪的风气。
他觉得不管政府如何尽力达成人人机会平等的目标，但由于天赋环境的差异，最后必然会产生一些阶级的分野。但为了避免长此以往产生的只是一些富人的新贵族，他于1802年建立了荣誉勋位。由政府选拔在军事、宗教、法律、科学、学术各方面的杰出之士授予勋位。选拔的方式，正如日常生活一样，是半民主方式的，男士均有候选资格，女士则不予考虑。接受荣誉勋位者必须宣誓忠于自由平等的主张。不过，不久拿破仑便将荣誉勋位分等，他依他们功绩、声望、任期的不同授予不同的勋位。每级勋位均由政府发给年金：大将5000法郎，统领2000法郎，军官1000法郎，武士250法郎。又为使他们与众不同，每个成员颁授绶带或十字勋章佩戴。有些部属或许觉得这些漂亮无用的小装饰品看来很滑稽，但拿破仑答复说：饰物较权力更容易服人，“诉诸人的荣誉感，他便会百依百顺”。
国王又采取另一个步骤，创造了新的贵族阶级。1807年，他制定“皇家贵族”制度，将爵位赐予亲戚、将领、某些行政官吏及杰出的学者。在10年里，他制造了31位公爵、452位侯爵、1500位伯爵、1474位子爵。塔列朗成了贝内文托王子，富歇成了奥特兰多公爵，约瑟夫忽然升为选帝侯，路易成了警察统领，骑兵将领缪拉出人意料地成了海军大将，达武元帅被重新命名为奥尔施泰特公爵，拉纳为蒙特贝洛公爵，萨瓦里为瑞皮格公爵，勒费弗尔为但泽公爵，拉普拉斯、沃尔尼成了侯爵，拿破仑的姐妹都一步登天成了公主。每个头衔附带着一套光彩夺目的礼服和一份年金，有时还有一份丰厚的产业。这表明拿破仑显然违背了共和的初衷——所有的爵位均为世袭。在拿破仑看来，这些新贵族只有拥有可以传宗接代的产业，才能维持他们的地位与权势，也才会拥护统治者。这些新贵族不久便恃着权位和衣饰，到处炫耀，洋洋自得。其实，拿破仑更抢先一步，他身边早已簇拥着内臣、掌马官等皇家侍从及成百的仆役了。约瑟芬也有成群的侍女，并赐予她们由波旁王朝或前朝取来的头衔，俨然一派皇后的架势了。
可是，拿破仑仍不满足，又转向残余的旧贵族，使尽解数笼络他们，诱惑他们进宫。他曾召请许多旧贵族回到法国，来调和当时雅各宾党革命的激烈气焰，并期望因此建立新旧法国之间的道统。最初他似乎并不可能达到这个期望，回国的这批流亡人士指斥拿破仑出身低微、侥幸篡国，他们反对他的政策，讥讽他的一言一行，取笑朝廷新贵。可是，随着节节胜利，拿破仑的声势提高了。法国而今强盛富裕，即使路易十四时代也不能相比。这时，旧贵族改变了清高的态度，流亡人士的子女、年轻一辈欣然接受了官职，为新贵拿破仑效命。贵妇人也前来随侍约瑟芬。最后，一些名门世家如蒙莫朗西家族、孟德斯鸠、塞格尔、格拉蒙、诺艾利斯、蒂雷纳也前来效命，为拿破仑皇朝增添了不少光彩。他们也得到了回报，恢复了部分被没收的产业。及至拿破仑与玛丽·露易斯成婚，新旧法国似乎已完全和解了。不过，这大半是表面的现象。革命的新生儿女并不欣赏这些世家高傲的态度、威仪，军方人士一直醉心于革命的理想，看着他们的偶像居然和世敌拱手作揖，不禁时有怨言。而这些贵族对这些想取代他们地位的新人——这些高大的将军、敏感的知识分子、野心勃勃的拿破仑家人，内心也是鄙视的。
拿破仑害怕这窝猛狮会因此水火不容，时起龃龉，或者甚至会公然大动兵戈。为了防患于未然，他特别重视上下尊卑的礼仪。他委派一些专家参考波旁王朝的典式，制定礼仪规章，以使在任何场合，君臣一举一动均可合乎规矩。这些专家完成了任务，成就了一部800页的巨著，无论哲学家或侍卫都须研读此书，从此朝廷人物成了衣衫华丽、言词空洞的最佳代表。宫廷中人经常玩牌戏，但由于拿破仑禁止以金钱作为赌注，牌戏失去了实在的价值。宫中常有演戏、音乐会、庄严的典礼、盛大的舞会，绅士淑女或以华服争奇斗妍，或以才智各显所长。宫中平静的时候，皇上的亲信左右常随着帝后前往圣克劳德、朗布依埃、大小特里阿农别墅。如果运气更好的话，他们去枫丹白露。在这些地方，度假可以不必拘泥礼仪。大家在游猎中温暖了血液。
没有人比拿破仑更厌烦皇家的礼节，他总是尽可能避免这些繁文缛节。他曾说：“礼仪是王者的监牢。”他曾对拉斯·卡斯说：“我是因实际需要才维持威严的态度，实行一套庄严肃穆的制度，换句话说，制定节仪。不这样的话，可能每天都会有人拍我的肩膀呢！”至于国家仪式也有其道理在，“政权初创时，一定要懂得如何使百姓目眩神迷，为之心折。一停止震慑人心，政府就要垮台了”。“排场之于权力，正如仪式之于宗教一般重要。”“天主教壮观的仪式比起其崇高的教义，不是更容易激起感情的回响吗？想要鼓起群众的狂热，必须先吸引他们的目光。”
有史以来，宫廷的时尚总会向下传播，为社会中上阶层效尤。博学多闻的拉克鲁瓦曾说：“督政府时代上流人士的时髦风气不到10至12年便影响了全法国，造成一个注重礼仪、文雅、教养的社会。”
此现象在里昂、波尔多等地极为显著，巴黎更是不用说了。据斯塔尔夫人说，当地“文士聚集，平日交谈莫不是以咬文嚼字为乐，一时蔚为风气”。据拉斯·卡斯的记载，拿破仑“对法国首都人士特有的风雅有公允的评价”，他说：“巴黎才子之多，格调之高，为他地少有。”巴黎咖啡屋成百林立，文士喜好聚集一堂，促膝而谈，品茗论道，或谈天下事或卖弄才智。人人怡然自得，看着眼前的大千世界变幻不停的物象无可奈何地消逝。在恐怖时期，讲究美食的饭店都销声匿迹。在督政府下，他们重新开张，如今又开始了对法国人口味和荷包的统治。布里亚·萨瓦兰（Anthelme Brillat Savarin）的不朽之作《厨房里的哲学家》（La Physiologie du Go?t），其中丰富的资料传说即是在执政和皇朝时代收集的。此书出版时，正是拿破仑去世前一年（1826年）。
语言的风格、服饰的式样也在改变。公民、女公民的称谓又为革命前的先生、女士取代。时髦的男士又复古穿起马裤、长丝袜，及至帝国衰微时，长裤又大行其道了。女士们抛弃了督政府时期的希腊式服装，又复古穿起长裙、紧身胸衣，袒胸露肩的衣服仍然十分开放。拿破仑不喜欢这种式样，可是约瑟芬赞成。最后，她秀美的双肩、裹紧的胸脯终于胜利了。
国王乐于见到法国恢复以往的社交生活，因此他赞成化装舞会。当时巴黎盛行的沙龙，他并不反对。这些沙龙成了政治家、作家、“理论家”的庇护所，他们在此评论拿破仑政权日渐专制的作风。他的兄弟约瑟夫、吕西安也经常大宴宾客，他们的谈话当然支持拿破仑，对约瑟芬则颇有微词。富歇、塔列朗也有他们的“法庭”，不过，那里的言论十分温和。在福布住宅区旧王朝的人士也聚在气氛严肃的晚会里，严酷地声讨拿破仑这家人。斯塔尔夫人还维持着她著名的沙龙，继续着15年来对抗拿破仑的战争。冉丽斯夫人在外流亡7年后，也回到了法国。她开沙龙，写作，替拿破仑辩护，与波旁王朝的人士、雅各宾党、斯塔尔夫人、朱丽叶·雷卡米耶夫人分庭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