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法国人吗？若不是因缘际会，他无论身材、思想、性格都不像一个法国人。他外表近乎严谨的罗马人，而不似明朗的高卢人。他缺乏法国上流人士的轻快、优雅、幽默、慧黠，也没有他们高雅动人的风采。他的兴趣不在于享受人生，而在于征服全世界。他法语说得不是很好，直到1807年还带点外国口音。他的意大利语则流畅自如，他在米兰似乎比在巴黎更自在些。有时，他表示他不喜欢法国人的性格。拉斯·卡斯告诉我们，“皇上对国人轻浮、善变的个性曾一再这么评论：法国人都是浮躁、爱挑毛病的……法国人喜欢变化，因此任何形式的政府在这里都难以持久”。
他经常谈起他热爱法国——可是语气并非十分肯定。他讨厌别人称他为“科西嘉人”，“我希望做个道道地地的法国人”。“世上最高贵的头衔是生为法国人。”可是，1809年他把“他热爱法国”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告诉了雷德尔伯爵：“我只钟情一人，我只有一位情人，那就是法兰西。她与我同床共寝，她对我忠心不贰。她为我倾其所有，抛头颅、洒热血，毫不吝惜。我即使需要50万大军，她也能全数贡献。”他爱法国正如小提琴家爱小提琴一般，把它当作能随心意弹奏立即共鸣的乐器。他一再猛烈地拨弄琴弦，直到所有的弦因为过度绷紧、突然全部断落才罢休。
他是不是一个“革命之子”呢？联盟各国都这么称呼他。他们的意思是他继承了革命时期的罪孽，因为他继续一如往日地排斥波旁皇族。可是他自己已一再宣称结束了革命时期：他不仅结束了暴动混乱，也结束了民主的姿态。固然他保持了革命时期的一些措施，如解放农民、自由贸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人人平等发展才能的机会及保护自然疆界的决心。在这些方面，他称得上是“革命之子”。可是他自封为终身执政，继而称帝，结束了出版的自由，与天主教会握手言和，建造了许多新的巴士底狱，赞成贵族制度。这时他不再是革命之子了。在他征服的土地上，他许多方面的作风仍然像一个革命之子。他结束了封建制度，关闭了宗教裁判所，终止了教会对人民生活的控制。他引进了法典及几丝启蒙运动的光芒。然而，他把嫁妆送给了这些国家以后，随后又送入了他任命的新王。
虽然他不愿意别人叫他“科西嘉人”，可是大家仍然这么称呼他。这样的称呼正确吗？他其实只有在对家族的忠诚、对战争的爱好及保卫法国抵御外侮的狂热这些方面，像一个科西嘉人。此外，他没有科西嘉人结党好斗的习性。他曾研读启蒙时代的著作，也使他脱离了故乡中世纪天主教的影响。他具有科西嘉的血统，受过法国式的教育，而在每方面是典型的意大利人。
现在，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还是最终同意司汤达和泰纳的看法，即拿破仑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位雇佣兵领袖，而科西嘉孤立的地理位置、当地世家好斗的民风及连年的战争进一步塑造了拿破仑此人。他是博尔吉亚，但有博尔吉亚两倍的头脑。他是当代的马基雅维利，但只有马基雅维利一半的谨慎，却有他百倍的毅力。在伏尔泰的影响下，他养成了怀疑宗教的习性。在革命时期，在人人必须诉诸阴谋狡诈以求生存的环境里，他锻炼得精明能干。在法国知识论战的气氛里，他培养了敏锐的心智。文艺复兴时代人士的所有特征，他一一具备：一个艺术家、军人、哲学家、独裁者。他的意志与目标一致，他的思维敏捷尖锐，他的行动直截了当，声势逼人，然而不知适可而止。去除了这个重大的缺陷，他将是史上最为多才多艺、均衡发展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托克维尔曾说：拿破仑不以德行见长，但已入伟人之林；拿破仑虽不知中庸之道，已入智者之林。善哉斯言！同时，他说：史上如拿破仑者，千古难得一见。此言应是不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