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为文人政府的领袖，但不曾忘却军人的习性。他仍然保持着将领的作风，除了在咨议院之外，他不喜欢别人反对他或与他争辩。他曾说：“自我服行公职以来，就一向居于发号施令的地位。由于环境的因素和自身的性格，自我掌权以来，我就不愿屈居他人之下。我除了遵从自己创制的法律，不容许任何其他法律来限制我。”1800年，一群将领图谋赶他下台时，他曾强调他的政府是文人形式的政府。但1816年他辩称：“总而言之，为了治理国家，必须拿出军人的作风。只有马靴和马刺才能治理国家。”他深深了解法国人心里的想法，他知道他们矛盾的双重理想——自由和秩序。因此，他一方面宣称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夸称自己是一个军事天才。他把执政时代的一些民主作风逐渐变成帝国时代的王权政治，最后他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拿破仑法典》的最后一部分——刑法（1810年），已恢复了中世纪严刑峻法的作风。然而，他治理国家，如在战场上一样，文采斐然。因此，他曾预言：在人类的记忆里，他的文治将比武功更为光辉灿烂。他的法典更是历史性的巨著，较之战略、战术（与今日的战争已无关）更能传之久远。他期望成为当代的恺撒，更希望成为查士丁尼一世。
在统治帝国的3680个日子里（1804—1814年），他仅有955天驻跸巴黎。可是就在这些日子里，他重建了法国。1808年以前，只要留在国内，他必定亲自主持一星期两次的咨议院会议。拉斯·卡斯（也是其中的一员）说，当时“没有人曾缺席”。拿破仑工作勤奋，一心一意推展政务。有时凌晨3时即起，开始一天的工作。他对僚属的要求也如待己般严格。他们随时必须就本身职司呈上详细确实的最新报告。他依他们报告的是否迅速、确实、妥切、严谨来考核他们。每日政府各部门呈核的文件，他一定当天阅毕，方才结束一天的工作。他恐怕是史上耳目最聪敏的统治者了。
他选拔第一流人才赋予重任，如塔列朗、戈丹、富歇。他们虽然傲气凌人，但他重用他们。至于其他一般性的事务官，他宁愿用二流人才，他们不会有许多异议或提出己见——他没有时间去和他们讨论。他宁可担负风险和责任，信任自己的判断来做事。他要求任职的官吏不仅对法国，也对他宣誓效忠。他们为他个人的魔力、他志趣的宏伟迷醉，大都欣然同意这个条件。他说：“我建立了大家效法的榜样，我有功必赏，我开拓了光荣的领域。”他选择僚属的这种方法，却有不利的后果，渐渐地左右都成为唯唯诺诺的奴婢，很少敢对他的看法表示异议。到了最后，除了敌国的力量以外，没有任何事物来克制他的自大，来阻遏他仓促的举动。1812年，科兰古的劝谏是少之又少的例子了。
他对属下一向不假颜色。他惩罚严苛而奖赏迟缓，但对特殊的功绩，往往立即奖励。他认为不应该让幕僚部属以为自己的职位已稳若泰山。他们如有一些不安定的恐惧感，会更加勤奋努力。他没有必要禁止他们结党，甚至他们过去如有一些不名誉的过失，他也不加追究。因为利用这些弱点，他可以约束他们，使他们忠于职守。他用人往往到他们不堪胜任为止，然后他会赏赐重金年俸，让他们退休，有时还会突然颁与爵位。有些部下并未能侥幸残存至老。维尔纳夫在特拉法尔加角战败后即自杀以逃避拿破仑的苛责。人们抱怨拿破仑严苛，他并不十分在意。他认为，“政治家的心肠必须放在大脑里”。他不能让情感阻挠了原则的实施。在治理帝国时，个人的牺牲是微不足道的，除非他是拿破仑！他认为自己不重视个人的风采仪态，不以此用人。“我只喜欢对我有用的人——而且只是他们还有用时。”这句话也许过于夸张了点。约瑟芬成了他事业阻碍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日，他仍然喜欢她。当然他像大多数人一样，必要时也会撒谎。也像大多数政府的领袖一样，他会捏造战功来激励民心士气。他曾手持铅笔，细心研读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在滑铁卢，他的坐车中曾发现《君主论》，上面眉批详尽。他认为任何有助于达到目标的事物都是“善”。不用等待尼采来引导他，他已超越“善恶的分野”，以“追求权力的意志”为唯一的指针。因此尼采称他为“现实主义家”，认为他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中唯一有益世人的成果。拿破仑曾说：“强者即善，弱者即恶。”他也叹息说：“约瑟夫太善良了，因此成不了大事。”可是他还是喜欢约瑟夫。
这些观点是他在科西嘉时代及战场上体会出来的。与这些观点类似，也是他一再重复的论点是自利和恐惧为唯一打动人心、驾驭人心之物。多年来，他以这两种情绪统治人民和部属。1800年，他命令埃杜维尔将军前往旺代镇压当地的叛变。他派人指示埃杜维尔将军应该“选择最顽劣的两三座城镇加以焚毁，以示警惕”。他由经验体会到，“以你目前面临的情势看来，气势汹汹的严苛处置反而是最合乎人道的，软弱温和的手段反而不合人道了”。他训令执法国人员判刑应从严。他曾告诉富歇：“警政之道，在于不轻易惩罚。然而，不惩罚则已，否则必须用严刑峻法。”他建立庞大的警察侦探力量，置于富歇和雷涅两人管辖之下。他又组织秘密警察，其职责在协助——及监视——富歇和雷涅。他们有权检查报刊、沙龙、出版物，找出反对拿破仑的言论，禀告皇上。拿破仑说：“君王者应对所有事物心存猜忌。”1804年，法国已经成为一个警察国家了。到了1810年，法国已建立了许多小型的巴士底狱和国家监狱。政治犯不需要经过法院的正式程序，仅由命令即可予以拘留。不过，法皇也有大发慈悲的时候，他曾多次赦免罪犯，甚至宽宥图谋杀害他的人。他也曾下令减轻法庭的判决。1812年12月，他对科兰古说：
人们以为我严苛，甚至冷酷不近人情。这样最好！这样我就不用再去设法建立这种名声了。我坚定果断，却被误认为无情。不过因为人们有这样的想法，如今社会上才得到安静太平。既然如此，我也不怪他们那么想了……可是科兰古，你看！我也是人啊！不管人们怎么说，我也总有起恻隐之心的时候，我也有感情——不过是帝王的感情罢了。贵妇人的眼泪不会打动我的心，但是人民的疾苦会使我难过。
他当然是一个独裁君主，有时开明，有时则专横不顾后果。他对拉斯·卡斯坦白说过：“朕即国家。”他有一些严苛的政策，我们可以解释为一般政府在战乱时控制经济、剧院、出版物常用的手段，还可以原谅。拿破仑辩称：由1791年法国大革命后的放纵混乱时期到执政时代，帝国时代重建秩序，在这段艰苦的递嬗时期里，他不得不采取专制的手段。他记得罗伯斯庇尔、马拉在法国家庭和国家系统濒临解体之际，也曾主张为了恢复法国的稳定和秩序，必须诉诸独裁政体。他觉得他并不曾摧毁民主制度。1799年他推翻的是一个由贪污、冷酷、无所不为的政客组成的富人专政政权。他剥夺了群众的自由，可是这种自由曾导致暴民横行、道德没落，这种自由几乎毁灭了法国。如今只有恢复专制、集中权力，才能使法国重新成为健全、独立的文明国家。
拿破仑觉得，他已忠诚地维护了革命的第二个目标——平等。在1810年以前，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维护、发扬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他所建立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成就和能力的平等，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给予所有人教育、经济、政治的机会，不论上智下愚，均有同等的机会发展自己的潜能。人人机会平等的理想或许是他对法国最为深远的贡献了。他几乎完全消除了政府贪污的现象，单单此项成就即足以使他不朽。他不驰骋沙场时，便鞠躬尽瘁地处理国事，他实在足以为所有政治家的楷模。事实上，他重新缔造了法国。
可是，他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他的抱负远超过了能力的范围，幻想左右着野心，野心又控制了他的性格和思想。他早该知道，各国的强权绝对不会容许法国长久地统治半个欧洲。他成功地领导着莱茵邦联的日耳曼走出封建时代，进入19世纪。然而，邦联各国传统、语言、风俗、信仰迥异，互不相容，因此将这块四分五裂的土地结合成永远的邦联，不是他能力所及，也绝非当时任何人可以胜任的工作。他征服了大半个欧洲，这块版图自莱茵河起至维斯图拉，经布鲁塞尔至那不勒斯止。其间王国林立，包括荷兰、汉诺威、威斯特伐利亚、汉萨同盟诸城邦、巴登、巴伐利亚、符腾堡、伊利里亚、威尼斯、伦巴底、教皇国、两个西西里王国。光列举这些地区的名称，便可知治理此地区的不易。他到哪里找到这么多精明能干的人来统治呢？他们必须征收赋税、治理人民，最后还要这些地区派出子女和英、奥作战——他们和英、奥其实比和法国更亲近！再说，拿破仑又如何去把这多出的44个行省和法国的86个行省合为一体呢？他如何能使这1600万骄傲倔强的人民和法国2600万自负善变的法国人共冶于一炉呢？这个工作固然十分壮观，可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最后幻想击败了理智。这位精通数国语言的一代人杰反而弄巧成拙，重心摇摇欲坠。这位伟大的独裁者追求权力的坚强意志，终于被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击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