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在布里安所受的军事教育，部分地造成了他的体格、心态、性格和事业。在那里他养成了在何时何地都能舒坦自如的习性。养成了在任何时刻，无论白天或夜晚，都能清晰思考的习性。在那里他学到了如何分别理想和现实，学到了如何无条件地服从，来日如何果断坚决地统御领导。他也学到了如何判断地形，观察其是否适合大军的行进或掩蔽。他也学习如何观察敌军的动态，以便加以打击，如何迎敌于仓促之中而能沉着应付。他也擅长鼓舞士气，以光荣勉励他们，以使他们忘却死亡的痛苦，使大军视为国效命是崇高甜美之事。在拿破仑看来，一国的存亡，要看其国民是否甘心情愿为国效命，是否具备保家卫国的能力。因此战争实为科学的科学。拿破仑曾说：“战争艺术的领域浩瀚无边，涵盖一切学问知识。”
因此，他对有益国防科学的知识，莫不涉猎研习。他研读史籍，以通晓个人及国家的习性。他对古希腊罗马、中古、现代欧洲的历史了如指掌，往往使属下大为惊奇。他曾一再深入研究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斯二世、蒂雷纳元帅、萨伏依的尤金、腓特烈大帝等名将的战史。他训示部属“应以这些名将为楷模，并应抛弃任何与这些伟人原则相违的战略战术”。
他由军校进入军中，由士兵高升为万军的统帅。也许他是由吃苦耐劳的母亲那里承继了领导统御的天分吧！他从那里学到了领导的秘诀，即领导者如能以身作则，担负起领导重任，大多数人均愿服从领导，而不愿负领导之责。拿破仑勇于负责，一经下定决心，即不顾后果、勇往直前，以冒险的精神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赌注，然后又将更多的生命再作孤注之一掷。尽管他输掉了最后一场，可是这时已证明他是世上最杰出的将军了。
他的战略以争取和鼓舞军心为首要之务。他十分注意直属军官的背景、性格和志愿。他常与士兵相处，谈论他们往日的光荣战功，垂询他们的家庭状况，听听他们的牢骚。他召集近卫军，幽默地称他们是“牢骚军”，因为他们老是在埋怨，但他们为他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他有时会以讥诮的口吻谈论士兵，在圣赫勒拿岛时，他曾说：“士兵是训练来供人杀戮的。”可是对待奥斯特利茨阵亡将士的遗孤，他视如己出，抚养他们。他的军队比法国任何阶层的人都要敬爱他。因此，依威灵顿的判断，在战场上只要拿破仑亲自督阵，即可抵得上4万大军。
他对军队的精神训话，是他重要的战略一环。他说：“战争的成败大半视士气和思想而定。”自从恺撒训勉士兵，然后渡鲁比孔河背水一战以来，史上将领能使士兵五体投地甘心效命的，除拿破仑外别无第二人。布里埃内曾依拿破仑口述，撰写过几篇闻名的布告。布里埃内告诉我们，士兵往往“并不了解拿破仑说些什么。可是这并没有关系。他们跟随他，即使赤着脚，后援不继，仍然士气高昂”。有几次训话，他向大军说明作战计划。他们一般都能了解，因此更能耐苦耐劳、长途跋涉，以期能突击敌军或以寡敌众。他说：“最优良的士兵并非善战者，而是善于行军者。”在1799年的布告里，他训勉大家：“士兵的主要美德是忠诚和守纪，其次方为勇敢。”他经常宽容下属的过失，然而一旦风纪松懈，他当机立断，严加处置。进攻意大利时，由于督政府补给和薪饷延误甚久，他曾纵容士兵稍作掳掠，以济不足。可是打了一次胜仗后，他立刻下令禁止掳掠的行为，同时不遗余力地严格执行，全军立刻听命。梅纳瓦尔说：“在维也纳、柏林、马德里等城市，都有近卫军及其他部队的士兵，因为掳掠受审处决。”
拿破仑曾以一条数学公式说明他部分的战略原则：“军力的强弱，正如动力学中运动量的幅度，是以体积乘以速度来衡量的。因此，快速行军可以提高士气，增强克敌制胜的效果。”“军以胃为动力”——食粮补给为大军动力这句格言一般人以为出自拿破仑，其实并无根据。他真正的主张应该是军队以脚力战胜敌人，他的座右铭是“行动和速度”。他不依赖碉堡阵地为屏障，因此他如果看见了1939年的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必然会大笑不已。远在1793年，他就说过：“停顿在阵地后面的一方必定是常打败仗的一方。”1816年，他又说过同样的话。拿破仑战略的要点如下：待敌方兵力分散、阵线延长之时，加以痛击，利用山川掩护大军的行动，夺占战略高地，以便重炮对平原轰击，选择步、炮、骑兵便于展开之地为决胜的战场。集中兵力——经常以快速行军为之——对敌方远离中坚的阵地，以优势兵力加以痛击，使敌军无法增援。
军事将领的最后一关考验为战术，即战场布局和调度的技巧。拿破仑在不危及安全的条件下，总选择最适合综观战场的处所，以便督战。由于拿破仑必须督导战术方案的执行，同时他必须随时因应战场的变化改变战术。一切都必须由拿破仑全神贯注亲自指挥，因此他的安全有关大局，极为重要。部下极为关切他的安全，他本人倒未必十分重视。情势需要时，如在阿科莱镇之役，他也会奋不顾身，暴露于炮火中。据历史记载，曾经有好几次，他督阵之处左右均为敌所杀，可见他处境的危险。由督阵之处，由层层的传令兵士，他将命令下达步、骑、炮兵的指挥官。这些传令兵又火速驰回，将各线的战情报告拿破仑。他认为：在战场上，士兵的价值主要视其位置的优劣和机动性的强弱而定。此处，他的着眼点仍是集中大军和重火力向某一点攻击，最好是进攻敌方的一侧，以期造成局部的混乱，而导致全军的崩溃。“在任何战役里，即使最勇敢善战的军队，在竭尽全力仍无进展后，都会兴起逃走的念头，此为决定胜负的一刻……两军作战，正如两个起了冲突的人，千方百计想吓倒对方。对方心生恐惧时，应该把握时机，给予致命的一击。任何人经历多次战役后，应即不难体会出何时才是决定性的一刻。”拿破仑尤其善于把握这种战局的关键时刻。部下阵脚不稳时，他都能立即增援或改变战术，这就是马伦戈一役转败为胜的原因。1812年以前，他的词汇里是没有“撤退”这个字的。
他在战争中找到了一种阴森森的快感，这对于有大将之才的人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们曾听说过他认为文官比武官优越。在宫中，他置文官于武官之前。文武官员有所争执时，他经常站在文官一边。可是他不能隐瞒别人，而自己也深深了解的一件事是他以攻城略地为乐。他曾说：“危险中自有乐趣。”他也对约米尼承认过他“喜爱战争刺激的味道”。看着千军万马随着自己的意愿，奔进沙场、改变了版图、决定了历史，在他看来是最快活的事。他一向认为每场战役都是因抵抗外侮而引起的。可是据布里埃内说，他自己也坦白承认：“我的权势建立在我的光荣之上，而我的光荣建立在战功之上。一旦我不能创造新的光荣、新的战功，我的权势就马上衰微了。征战使我得有今日，也只有征战才能维持我今日的地位。”布里埃内对拿破仑一向有偏见，我们不能太相信他。拉斯·卡斯对拿破仑的崇敬仅次于上帝，也曾记载他说过（1816年3月12日）类似的话：“我希望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为达到此目的，我需要无限的权力。”
他是否真的如敌人所说的，是一个“屠夫”呢？据说他征召261万名法国人入伍，其中100万人为他丧生。他是否曾经为这般的屠杀牺牲而良心不安呢？在呼吁各强权谈判和平时，他曾提到自己不安的心情。据说他看到埃劳战场中横尸遍野，不禁怆然泪下。可是，时过境迁，谈起往事时他告诉拉斯·卡斯：“我督阵过许多全军存亡在此举的战役，然而我心情平静。我指挥过不少我军必定伤亡上万的行动，然而我不曾落下一颗眼泪。”作为大军的统帅，也许他必须安慰自己说：这些青年横尸于野，英年早逝，只是时空里一些微不足道的误差而已。而且，如果他们不效命疆场来追求荣誉，他们不是只能默默而终其一生，没有什么光荣了吗？
即使他有这些借口，他总觉得他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挑起战争的罪人。他觉得他大动干戈完全是为了自卫；他觉得联军都把他看作“革命之子”、波旁王朝的篡夺者，因此他们一再发誓要把他赶下王位。许多学者也同意拿破仑的看法。如兰克、索雷尔、旺达尔，难道他不是一再提议言和，而一再遭到拒绝吗？他说：“我征服别的国家，只是为了保卫自己。欧洲各国从来不曾终止对法国、对法国的理想、对我本人的战争。反对法国的联盟时时都存在，只是有时秘密，有时公开而已。”而且，他登基时曾发誓维护法国的自然疆界，假如他将此疆界拱手让人，对法国上下将怎样交代呢？“大家总是谴责我野心勃勃，才引起了这些战争。但是，难道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吗？这些不都是情势所迫引起的吗？——不都是落伍的过去和进步的未来之间的冲突吗？”经过了志得意满的头几年后，他经常有一股沮丧的感觉，觉得不论得到多少胜利，只要一次关键性的大败一切都要付之一炬，那时他就将沦于敌人之手，任他们摆布。因此，他极愿意拿一半的江山来换取和平——不过必须依据他开出来的条件！
我们来下个结论吧！《泰尔西特和约》（1807年）及进攻西班牙（1808年）以前，拿破仑居于守势。从此以后，为了使奥地利、西班牙、普鲁士和俄罗斯屈服，为了贯彻大陆封锁政策，他不顾法国国力的衰竭、不顾欧陆人民心存怨恨，又挑起许多战争。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极为优秀的政治家，但他抛弃了政事去追求战争的荣耀和刺激。身为将军他得到了法国，也以将军之身失去了法国。他的优点也是他的致命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