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认为拿破仑具有世上仅见的伟大才智。阿克顿爵士也有同感。梅纳瓦尔一向景仰才智英名兼备的主人，认为他拥有“人类最高的智慧”。才华横溢的泰纳一向对拿破仑的作风激烈反对，可是他对国王经常劳于心智而历久不衰的能力大加赞叹：“从来没有人能具备如此深切周密的心智。”我们得承认：在一生从事军政实际工作的人当中，如拿破仑心思细致、有条不紊而又能过目不忘者，诚属罕见。他签名时总爱自称“法兰西研究院院士”。他曾向拉普拉斯表示，由于情势使然，他远离了科学家的事业而深以为憾。说此话时，他可能认为这些增加人类知识的人，比起开疆拓土之士，评价要高些吧！ 然而他经常指责研究院崇尚玄理，他认为这些人误以为自己的思想即为人生的真相。他们用这套解释宇宙万物，还想训示拿破仑如何治理法国。其实拿破仑的申斥不无道理。他也有浪漫性格之人的缺点，或有大而无当之处，可是日日与现实生活接触，使他崇尚实际。他活跃的心灵思想活动并非玄想，他部分的政事生活也是他治国平天下的利器。
他心思灵敏，有尖锐的感觉。他善察弦外之音，他的眼睛能够穿透表面的现象，抽丝剥茧，归纳出事物的重点。他好奇勤问，博览群书，图籍、历史无不涉猎研读。他经常视察工厂和农庄。因此他兴趣的广泛、历史地理知识的广博，常令拉斯·卡斯惊叹不已。他依目标的性质和重要性对事物做选择性的记忆，而能过目不忘。换句话说，他知道该保留些什么在脑海里。他的思路井井有条：他的目标有先后之分，也有整体局部之分。因此他的观念、行动、政策也有清晰的章法，循序而行。他要求属下的报告和意见不得徒为辞藻华丽、漫无边际的空论，不得只是令人起敬但大而无当的理想。他要求其中必须指出确定的目标、具体的事实根据、实实在在的评估及合理预期的结论。然后他凭自己的经验、目的，将这些报告加以研究、审察、分类，最后据此下达的指示都简洁肯定。在历史上我们再也找不出一个从参谋计划到政策执行，如此有条不紊的政府了。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法国崇尚自由的热潮已为崇尚秩序的专制政府取代了。
拿破仑擅长鉴往知来，他对行事可能的结果和敌人的计划行动，常能一一料中。他说：“我事前仔细思考。看起来每个变局我都能从容应付，其实这是因为我行动前已深思熟虑……我经常能够料及未来的变化，并不是受鬼神的启示告诉我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这些全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他以这种态度来计划马伦戈、奥斯特利茨战役的每个细节。他不仅预测可能的结果，还预测达到目标所需的时间。即使在他功业的巅峰时期（1807年），他仍正视目标，不为幻想所惑。他仍然预先估计可能面临的障碍、困难、变化，然后处处防范。他曾说：“在做作战前的策划时，没有人会比我更战战兢兢了。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漏洞，我都如临大敌般审慎研判。”如果发生了任何意料不到的紧急事件，他的第一件措施便是不论何时——不论白天或夜晚——立刻全力处置。他对布里埃内有一条不变的指示，即“有好消息，不必叫醒我，这种事并不紧急。但有不利的消息，请立刻叫醒我，因为这种事片刻也耽搁不得。”他知道不论如何深谋远虑，仍然可能遭遇一些不可预料的事。不过他以有“半夜两点钟的决心”，而颇为自豪。即使半夜醒来，他仍然能够保持头脑的清晰，立即做出正确的判断。他时时刻刻防范着突发的事件，也不断提醒自己“成功到一败涂地往往只是一步之差而已”。
他对人的判断正如对事一般，观察入微。他不信任人的外表和言谈，他认为人直到老年，人品才会浮现于外表。至于言谈固可表现内心，但也可以掩饰内心。他不时自观自省，由对自己的观察，他推论人类的行为思想莫不是出自自利的动机。虽然许多人忠心耿耿地崇拜他（上自德塞将军、拉纳、梅纳瓦尔、拉斯·卡斯，下至那些至死犹高呼吾皇万岁的士兵），他却无法体会到世上会有忘我无私的奉献行为。他在每句话、每个行为后面，看到的是不停驱策每个人的自我——强者的野心、弱者的恐惧、女人的虚荣或诡计。他找出每个人欲念的所在或他们致命的弱点，因势加以利用操纵，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虽然他老谋深算，但以我们后知后觉的现在看来，他在观察人物、预测事物方面，仍然犯了许多错误。他早该知道约瑟芬连一个月的妇道都无法坚守，他早该知道娶了玛丽·露易斯并不能保证与奥地利从此邦交和睦。他以为在泰尔西特和爱尔福特时，已使沙皇亚历山大心悦诚服，殊不知沙皇在塔列朗的教导下，风度高雅地欺骗了他。1802年，他冒失大胆地伸展势力至皮埃蒙特、伦巴底、瑞士，因而加深了英国的敌意。这个举动是一大昏招。他把众兄弟放在他们大脑承担不起的大位上，是另一错失。他以为莱茵河联邦的日耳曼各小国，一旦分离时机来临，便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法国的统治。他在公开的文件里暴露了征服土耳其的企图，这些都是失误之处。他自己也承认在西班牙耗损了法国的大军。此外，进攻一望无垠的俄国，冬天来临时仍滞留不归，都是他一生的败笔。他自己也说，他虽然高人一等，但仍受制于“情势”，仍为不测之风云、疾病，仍为本身有限的能力限制。他说：“我构思了许多方案，却从未能完全随我的意愿完成一个方案。我虽然掌着大舵，我的双手虽然孔武有力，但浪涛总也是更为凶猛狂烈。其实，我从来不曾做过自己的主宰，我永远为情势左右。”
除了情势，他还受制于自己的幻想。在他的内心里，一方面敏锐的观察力启发了理性的思考判断，一方面浪漫的情绪，甚至迷信的念头笼罩着想象，理智和想象永远交战不已。他经常注意星相和预言。去埃及时，他带着许多科学书籍和许多言情、奇幻的小说，如卢梭的《新爱洛漪丝》、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麦克弗森的《莪相》。后来，他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曾读过7遍。他最后的结论是“想象力统治了宇宙”。大军陷于埃及之际，他还终日梦想征服印度。苦战于叙利亚之时，他还幻想着要以寡敌众，攻克君士坦丁堡，然后以凌驾当年苏莱曼（Suleiman）的气概所向无敌，直逼维也纳。其声势日增后，以前小心翼翼的性格也改变了。他忘记了歌德“人当知自己能力所限”的警语。他无止境的成功违反了天命，超过了人类的极限。到了最后，他终于被困在茫茫大海的一块礁石上，孤苦无助，郁郁不乐而终其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