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96年格罗为他作的画像里，拿破仑一手掌大旗，一手剑出鞘，身披彩带，衣饰上缀着官方的徽章，红棕色的长发在风中飞扬。双眼、额头、嘴角显着沉着坚定的神态。但这样理想的人物似乎太不真实了，我们切不可如此描绘他，格罗比他27岁的画中主人公只小2岁，据说曾亲眼见他将这面军旗竖于阿科莱镇（Arcole）的桥上。不过这幅画像可能出于崇拜拿破仑的狂热情绪——才子倾慕英雄——而成的作品吧！然而，两年之后，盖兰（Guérin）所作的拿破仑画像，表现了大体相同的神采：长发及肩，披覆于前额，隆角峥嵘，额下的眼神严肃而坚毅，直挺的鼻梁正像他坚定的意志，紧闭的双唇正如他不移的决心。不过，这只是这个人性格的一面而已——军人性格的呈现。他也有轻松的一面。有时他会调皮地拉拉秘书的耳朵，他对年幼的“罗马王”表现出狂热的父爱，这时就不完全是军人的那股神态了。1802年，他已不蓄长发，仅剩下一小撮在凹下去的前额摇荡。40岁以后，他身躯已嫌臃肿，有时还把手搁在挺出的腹部上。他经常背着手，尤其是散步时。这个动作成了习惯，假面舞会时总是因此让人把他认出来。他的双手肤质细致，十指纤长，与众不同。他自己也颇以秀丽的手足自豪。拉斯·卡斯虽敬仰他如神明，却不自禁地嘲笑这双“漂亮滑稽的手”。
身为大将，他身材却异常得短小，仅5英尺6英寸，因此他全赖炯炯的眼神震慑下属。卡普拉拉红衣主教来谈判教廷协同时，必须戴着“一副绿色的大眼镜”以缓和拿破仑灼灼逼人的注视。旺达姆将军也害怕拿破仑凛人的双眼。他坦白承认：“这个人有一股魔力，这连我也说不出原因。我对上帝、魔鬼甚至都不恐惧，但在他面前总是像小孩一样，战战兢兢。他能使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拿破仑大帝面呈菜色，然而脸上的肌肉随着情感、思想的流转常起变化，整张脸因此显得明朗活泼。以他的身材而论，他的头嫌大了些，但倒是方头大耳，十分匀称。他的肩膀宽阔，胸脯结实，可以看出体格甚为健壮。他衣着朴素，不似其将领的华衣华服。他多角形的帽子像一张叠着的鸡蛋饼，上面除了一枚三色的帽章别无饰物， 他常穿一件卫队上校的制服，外面罩着灰色的外套。腰带上别着鼻烟盒，偶尔也会使用。他喜爱及膝的短裤、丝质的长袜，不喜欢长裤。他从不佩戴珠宝，可是鞋子镶有丝边，系着金色的带子。他的服饰正如他晚年的政治哲学，属于路易十六以前的法国。
他“极其注意整洁”，喜欢洗温水浴，有时浸在水中达两个小时之久。他可能觉得温水浴能够消除精神紧张和肌肉酸痛的毛病，对他在土伦感染奇痒的皮肤病可能也有治疗的效果。他在颈、头、脸上搽一种酒精和香油混合的香水。他饮食“十分节制”，酒类以水调淡后饮用，正像古代的希腊人。午餐往往只花费10至15分钟。作战时他看时机不定时进餐，往往仓促之至，有时引起消化不良。尤其在军务繁忙之际，如博罗季诺、莱比锡战役时，消化情况更为恶化。他深为便秘所苦。1797年又加上了前列腺肥大症，这病据他说已以抽血治愈。梅纳瓦尔曾说：“我从来没见过他生病。”可是他接着说：“他有时有吐胆水的现象，但从没有其他的症状……有一段时期，因为山中刺骨的空气，他小便不顺畅，他担心膀胱有了毛病，后来证明这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不过，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拿破仑晚年深为前列腺肥大症所苦，有时因小便频繁痛苦不堪。他精神压力沉重，有时（如1806年在美因茨）竟会造成痉挛，有些类似癫痫，但一般公认他没有癫痫的症候。
关于拿破仑的胃，就没有一致的看法了。1816年9月16日，他告诉拉斯·卡斯：“我从不头疼或胃疼。”梅纳瓦尔证实了这一点：“我从没听过他喊胃疼。”可是布里埃内记载，曾不止一次看见拿破仑为胃疾而痛苦，甚至“我必须随侍他入寝室，经常还得搀扶着他”。1806年在华沙，他经过一阵剧烈的胃疼后，曾预言自己终会病死于和其父相同的疾病——胃癌。1821年，为他验尸的医生也认为他有胃病的症状，还有成癌的倾向。有些学者认为他除了患这些病，还可以加上淋病、梅毒，还暗示一些后遗的症状直到他去世仍然存在。
他一直不肯服药治病。身为将领，他见多了受伤的将士，因此承认外科有其必要。可是对药物的副作用，他深怀戒心。生病时他宁可节食，饮食麦茶、柠檬茶、泡着橘叶的水及激烈地运动来多出汗，听任身体自行痊愈。拉斯·卡斯告诉我们：“皇帝记得他1816年以前不曾吃过药。”可是这时的拿破仑有故意遗忘事物的习惯，不可轻信其言。在往圣赫勒拿岛途中，他对诺森伯兰的医生谈到他对医生的看法：“各位先生，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为生存生活特别铸造的一部机器，身体的构造组织都是在配合完成此目的，这是身体天生的性能。所以应该让身体自行发挥本性，让其自行调节功能。这比起各位把身体塞满了药物而麻痹其作用，一定要更有效。”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以医药无用为题来调笑他亲信的医生科维萨尔。最后，连这位医生也同意，就整体而论，医药的确利少弊多。拿破仑也曾戏谑地问他最后一任医师安托马尔基：在上帝最后审判时，将军和医生谁将负起大多数人死亡的责任？
在莫斯科焚城以前，他虽然有病在身，浑身仍充满了从不懈怠的精力。在他手下为官绝非只是坐坐办公室的等闲差事，简直是宣判了慢性死亡。许多官吏本来自视颇高，但是为了配合他的工作步调，五六年之后往往精疲力竭，佝偻而退。他任命的一位官吏，因不必驻节巴黎而暗自庆幸，因为在巴黎——“我到月底就会疲于奔命，呜呼哀哉了。他已弄死了波塔利斯、克雷泰。连特雷亚尔这么健壮，也差一点儿完蛋。他忙得排尿有了困难，别人也差不多。”拿破仑也承认属下死亡率甚高。他说：“躲在地方上某个偏僻角落离我远远的人，真是有福了。”有一回他问塞格尔，他死后别人会怎么说。塞格尔答道：举世将会同声哀悼。拿破仑纠正他：“才不是呢！他们会深深地松一口气说：‘谢天谢地！’”
他使别人精疲力竭，自己也体力透支。这种强烈的动力不是身体可以支持的。他把一周的工作节缩为一天，因此他20年内就已创造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和功业。他早晨7点开始工作，也规定秘书随时待命。他随时会呼唤布里埃内：“来，我们开始工作吧！”他常会对梅纳瓦尔说：“今晚1点或早晨4点，请来这里，我们一起办事。”一星期有三四天他亲自主持咨议院院会。他曾告诉阁员雷德尔（Roederer）伯爵：“我永远都在工作，我吃饭时工作，看戏时工作，甚至半夜也会起床工作。”
我们也许会认为，他日程紧凑、工作紧张必定会造成失眠的现象。可是布里埃内肯定地说：皇上睡眠甚好，晚上睡7个小时，下午小睡片刻。拿破仑曾对拉斯·卡斯夸口，“任何时间，任何场所”，只要想休息，他都能安然入睡。他解释说：他把许多不同的事物排列在脑海里，就好像放在一个有几个抽屉的斗柜里一样。“我不想做某件事时，就把装这件事的抽屉关上，然后打开装另一件事的抽屉……想睡觉时我便把所有抽屉关上，马上就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