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11月12日，临时执政官——拿破仑、西哀士和迪科，借旧议会的两个委员会之助，在卢森堡宫会商重建法国。西哀士和迪科是以前五人执政团的执政官，已在该处拥有寓所。拿破仑、约瑟芬、欧仁、奥尔唐娜和他们的幕僚则于11月11日迁入。
政变的胜利者面临的是一个经济、政治、宗教和道德紊乱的国家。农民们担心一些返回的波旁皇族的人会废止他们的所有权利，商人和制造业者眼看他们的兴隆遭到港口封锁、道路荒芜、公路抢劫的威胁，资本家不愿投资于一再被颠覆的政府公债。如今，人们强烈要求厉行法律、建设公共工程及救济贫穷时，国库却仅有1200法郎可供支配。宗教界继续采取对立立场：法国8000名天主教教士中，有6000人拒签《教士公民组织法》，而且暗中或公然反抗政府。退出教会的公共教育虽有堂皇的文告和计划，却在荒废没落中。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家庭，已被离婚的自由，被普遍、草率的结婚及反孝道动摇。曾在1789年昂扬的爱国心和勇气显示的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渐渐消失于人民厌倦革命和战争、怀疑每个领导者和对自己希望的怀疑中。于是产生一种情况，即不要政治手腕而要政治才能，不要盛大会议中的悠闲的民主辩论而要独裁政治（马拉预见此事而且竭力主张）——同时结合远大展望、客观思想、不停努力、明辨的机智和领导的决心。这种情况注定了拿破仑脱颖而出。
在他们的初次会议中，迪科提议由这位30岁的将军主持会议。拿破仑则安排由他们三人轮流主持，并建议由西哀士领头策订新宪法，以安慰西哀士。这位上了年纪的理论家退回他的书房，并听任拿破仑（迪科顺从之）颁布法令，谋求获得行政的秩序、国库的偿债能力、党派之间的容忍，及从遭到强行篡夺权力滋扰的人民获得一段信任的期间。
这位主裁执政官的首次举动，就是收好戎装而选择毫不夸张的平民服装，他将成为舞台的主人。他宣布他的意图，一俟成立新政府，就跟英国和奥地利媾和。早期他的雄心显然不在迫使英国投降，而是要安定和强化法国。这时的他，被皮特称为“革命之子”——革命的产物和保障者，革命经济利益的巩固者。不过，他也明确表示他想成为革命的终止者——内部纷争的平息人，繁荣和平的缔造者。
他反对递解38个被认为危害公共安全者出境（1799年11月17日），以取悦资产阶级：他们的经济支持对他的权力是不可缺少的。这是极端的独裁政治，激起的不满超过称赞。不久他修改法令，改为在省境内放逐。他废除20％至30％的充公税，这种税是五人执政团对中等阶层课征的全部收入，他废除将杰出的公民作为人质看管以便在他们的地区有反政府的罪行时，向他们罚款或加以放逐。他邀请旺代天主教徒的领导者来开会，提供友好的保证，并与他们签订暂时停止宗教战争的休战协定（12月24日），以安抚该地的天主教徒。他命令1793年前奉献的天主教堂，除旬日外，恢复日日做礼拜。12月26日或其后不久，他召回放逐中的胜利革命党派的受害者：前国民会议的自由主义者，包括拉法耶特；被排除的公安委员会委员，如巴雷尔；共和12月18日政变放逐的保守者，如卡诺，他回到军部工作。拿破仑将公民权利归还给行为良好的贵族和爱好和平的亲戚逃亡者。他终止助长仇恨的庆典，如庆祝路易处死、吉伦特党的放逐和罗伯斯庇尔的败亡。他宣告不以任何一派——雅各宾派、资产阶级或保王党的利益，而以全国的代表身份统治，他声称：以一党的利益为统治，迟早必受控制于该党。他们永远无法使我这么做，我是属于国家的。
所以，除了妒忌的将军和坚定不移的激进的雅各宾派人外，几乎所有的法国人民都来看他。早在11月13日，舆论已决定性地转向他。普鲁士大使在那天写给他政府的报告中说：“先前的每次革命，激起大量的不信任和恐惧，这次迥然不同，我本人可以作证，它已鼓舞起每个人的精神和唤起最生动的希望。”11月17日，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股值跌至11法郎，20日升至14法郎，21日升至20法郎。
西哀士向其他执政官提示他的《共和八年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VIII，共和八年即1799年）计划时，他们马上看出这位前革命的促成者已丧失了许多对第三等级的赞美，该阶级曾促成他撰写10年前出版的煽动性的小册子。如今他深信没有任何宪法能长期支持一个政府——如果两者是根植在无知的诉诸情感的群众顺利的愿望中。当时法国几乎没有中等学校，而新闻界是热烈的党派性的媒介，曲解而非报道一般人心。他的新宪法旨在保护国家，以免一头是普遍的无知，另一头是专制的统治。他成功了一半。
拿破仑修正了西哀士的建议，但接纳了大部分，因为他也无意于民主。他并未掩盖他的意见，认为人民尚未具备能力以明智地决定关于候选人和政策。他们太容易被个人的诱惑力、雄辩的口才、购得的刊物或心向罗马的教士左右。他认为人民会觉察到他们无法胜任对付政府的问题。如果总复决投票时，将新宪法提请他们决定可否通过，他们就心满意足了。此时西哀士将他的政治哲学重新陈述于一句基本格言中：“信任应源于人民，权力应来自政府。”
他先从对民主政治略表敬意开始。凡年满21岁以上的法国人应投票选举其中1/10的人为公社名士议员（communal notables），这些人应投票选举其中1/10的人为县名士议员（departmental notables），县名士议员应投票选举其中1/10为国家名士议员（national notables）。民主止于此：地方官员须从公社名士议员中委派——非选举，县级官员从县名士议员中委派，国家官员从国家名士议员中委派。一切委派均由中央政府为之。
中央政府由五个部门组成：（1）国务会议，通常由国家元首指派25人，授权提出新法律。（2）护民院，由100位护民官组成，被授权讨论所提的法令议案，并提出劝告。（3）立法机关，由300人组成，被授权对所提法令议案决定是否通过制定法律——但不予讨论。（4）元老院，通常由80个心智成熟的人组成，被授权废止它判为不符宪法的法律，指派护民院和立法机关的成员，为其本身从国家名士议员中吸收新分子，并接受由大选举人指派给它的新分子。（5）大选举人。
这是西哀士为国家元首提出的约章，但拿破仑拒绝该约章及其说明。他明白在这些职位中，正如西哀士继续说明的，他只是一个未经他参与或同意而通过的法律的执行人、一个接待代表团及外交家，及主持正式仪式的有名无实的首领。他觉得没有这种执行仪式的才能；反之，脑海中充满了决心为要求秩序和指导，及不间断的国家尽速变为法律的建议。他告诉西哀士：“你的大选举人是一位无为的国王，这种摆架子无所事事者（rois fainéants）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有才智有热诚的人甘愿以600万法郎和在土伊勒里宫的一座寓所的代价， 来忍受这样的呆滞生活？任命扮演的人而不扮演他本人吗？这是无法接受的。”他要求有权创制法律、颁布法令及不仅从国家名士中，而且从任何他发现才俊之处任派中央政府官职。他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方案需要10年保证任期。他不希望被称为带有普鲁士意味的“大选举人”，而希望被称为第一执政，此称号带有古罗马的韵味。西哀士看到他的宪法落入君主政体，但得到元老院院长职位和赚钱的地产作为补偿。他和迪科辞执政官之职，经拿破仑请求（1799年12月12日）由康巴塞雷斯取代为第二执政，勒布伦取代为第三执政。
认为他们两个只是顺从的官吏或许是一项错误。他们都是具有真实能力的人。康巴塞雷斯曾任下五人执政团下的司法部长，如今担任拿破仑的法律顾问。他统辖元老院和国务会议（第一执政不在时）。在策订《拿破仑法典》方面，他扮演主要角色。他虽以备置豪奢的膳食而有些自满骄人，但他冷静深思的气质常使第一执政免于急躁的错误，他警告拿破仑不可和西班牙敌对，及避免俄国成为集体坟场——勒布伦曾是莫普的秘书，致力于防止波旁王朝的破产。他曾参与制定国民会议和督政府的财务法律，如今他从空无所有的国库开始，帮助创立新政府的财源。拿破仑很欣赏这两个人的才干，他成为国王时，他命勒布伦为大司库，康巴塞雷斯为首席法官，他们都对他忠实到底。
虽然他坚信法国的情况需要及早决定并迅速实施政策，在他的第一年，拿破仑仍向国务会议提出他的建议，听他们攻击和辩护，并积极参与讨论。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新角色，他惯于命令而非辩论，他的思想常常优于言词，但他学得很快并在会议内外辛苦地工作，分析问题并觅得解决方法。他还只是一个平民执政官，容许自己被压制。会议的领袖们，如波塔利斯、罗德勒、蒂博多，都是才能卓越之士，非听命行事者，而且他们的回忆录记下了执政官在那一时期的卓越贡献。请看罗德勒说的话：
每次开会期间均守时，延长开会五六个小时……常常问：“那公平吗？”“那有用吗？”……使每个问题受到正确的详尽的分析，获取关于以往法理学的资料，如路易十四和腓特烈大帝……的法律。如国务会议参与者不比前一天知道更多——不由他那里获得知识，至少由他强制他们做研究获得知识，则绝不休会……使他超越他们全体的特点是他的专心的力量、弹性和恒久性。我从未见过他疲倦。我从未发现他的心智缺乏灵机，纵然身体疲乏时……从没有人比他更专心在手头的工作上，更花时间在必须做的事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