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在叶卡捷琳娜时代曾大放异彩，但也在这个时代凋零衰落。叶卡捷琳娜醉心西方文化，很少有君王像她那般痴迷狂热。她垂青启蒙运动，许多当时的思想界领袖公开投奔旗下，她用巧妙的手段网罗了伏尔泰、狄德罗、格林在法德以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为俄国声援，这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启蒙运动的神祇，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叶卡捷琳娜眼中立刻成了断头台的教父，被抛弃了。俄国宫廷仍然说着18世纪的法语，可是俄国作者开始郑重宣扬俄语的优美。据斯塔尔夫人说，有些作家甚至“用聋、哑这些字来形容不重视俄语的人”。一场激烈的争辩爆发了，而且逐渐演变成全国的论战。一方仰慕西方的文学宗师，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另一方维护本国的道德规范、风俗习尚，主张采用国内的题材、语言、文体。这种“亲斯拉夫”运动的主要精神在于肯定俄国民族智慧和风格的价值，这种运动自有其源头，也是合乎时代的需要而生的。这种运动为19世纪潮涌而来的俄国文学大师开辟了康庄大道。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战争也激扬了这种民族的自觉。
亚历山大其人一生象征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他心思细致，能欣赏体会自然、艺术、女人、自我的美感。他能探悉艺术双重的奥秘，知道赏心悦目的事物和高风亮节的情谊，都似过眼云烟，唯有艺术的奇迹能使它们不朽。他知道现实生活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唯有艺术能从其中提炼出真理来，照亮人心。这位日耳曼凯瑟琳（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闺名）的长孙在崇尚法国文化的宫廷中长大，又受了拉阿尔普的教导，成了标准的绅士，仪态教养比起任何法国人都不逊色。卡拉姆津（Karamzin）等人努力引入幽雅成熟的法国文化，充实俄国的语言和习尚的举动，亚历山大当然赞同。他和拿破仑的友谊（1807—1810年）加强他西化的倾向，但是和拿破仑的冲突触引了他的乡土情怀，他转为和西斯可夫这些“亲斯拉夫”运动的人在一起了。沙皇倾向哪一边时，他就以金钱、闲差、奖章、礼物等来奖赏哪一方的作者。他下令政府出版对文学、科学、历史有重大贡献的作品，他赏赐作者金钱，请他们翻译亚当·斯密、边沁、孟德斯鸠的作品。卡拉姆津有意写一部俄国史，可是怕写作途中有三餐不继之虞，沙皇得悉此事，立刻每年赐给他2000卢布，还命令财政部负责出版的经费。
卡拉姆津的父亲为伏尔加河下游辛比尔斯克省（Simbirsk，即今之乌尔雅诺夫斯克）的鞑靼地主。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学习德语和法语，后来游历德、法、英、瑞士各国，语言能力已能从容应对。他回国后创办了《莫斯科月刊》（Moskovsky Zhurnal），这个杂志最受欢迎的一栏是他撰写的《一个俄国旅人的信》（“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ler”）。他的文体轻快优雅，不仅描述所见的景色，还将览物之情娓娓道来。卢梭的影响和俄国人多愁善感的个性都溢于言表。他在1792年出版的小说《可怜的丽莎》（Poor Lisa）中，描写一个乡村女子遭到诱奸、遗弃然后自杀的故事。由于这本小说，卡拉姆津浪漫主义的风格更为明显了。这个故事并非源于真人真事，但丽莎跳水的池塘成了俄国青年爱情的朝圣之地。
卡拉姆津的每类文学作品几乎都享有盛名。他的诗是十足浪漫主义的韵味，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他的文学批评把“亲斯拉夫”主义的人都吓了一跳。在他旅游列国的耳朵听来，俄文的批评词汇似乎不是佶屈聱牙，便是字义不精确，或是不够悦耳。他引进了法文和英文的词汇，取而代之。西斯可夫指责他是卖国贼。卡拉姆津坚持立场，终于赢得最后的胜利。他净化了俄语，扩展了俄语的词汇，也使俄语成为音乐的语言，为后世的文学家普希金、莱蒙托夫（Lermontov）留下了纯净敏锐的语言工具。
卡拉姆津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他言行一致。他果真写成了第一部真正的《俄国史》（History of Russia），长达12卷。他靠着政府的资助，除了睡眠外，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来努力写作。他从以前的史籍找寻资料，采精去芜而成巨著。他加入了情感的笔调，使前人冰冷的记事充满了生气。他的文体流畅明朗，使这段漫长的故事生色不少。前8卷问世时（1816—1818年），共印了3000本，在25天之内销售一空。在这部史书里，他认为俄国民族长期与无情的气候、野蛮民族的侵略奋斗，等到民族强大、势力扩张后，又必须制定法律，维持社会秩序。在他看来，对这样的民族，君权至上的政府最为适当。整洋溢着忠君的思想，他的书因此无法和伏尔泰、休谟、吉本的史学巨作抗衡。可是这成了后来诗人和小说家取材的宝库，如普希金在这里找到了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的故事。这本巨著和把拿破仑驱出莫斯科的战绩一样，激励了民族的自信。因此，宣扬民族精神成了19世纪俄国文学和音乐突出的一个主题。
在这个文治辉煌的“亚历山大春天”里，如果说卡拉姆津是俄国的希罗多德，克雷洛夫便是伊索了。他是一个穷苦军官的儿子。他的喜剧大概受了军营生活的影响，对白流利，嬉笑怒骂，词锋异常锐利，对现实的批评针针见血。最后他终于被迫缄口不言，退出了文坛，从事实际的行业。他先后当过家庭教师、秘书、纸牌玩家和赌徒。1809年，他出了一本寓言，这描写的人类，引得所有识字的俄国人哈哈大笑，但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是作者嘲弄的对象。有些故事正像在其他的寓言集一样，仿效早期的寓言作家，特别是模仿拉封丹。大多数故事都是以抑扬格写的，节奏缓慢，每行诗长度不等。克雷洛夫用字通俗，借了狮子、大象、乌鸦和其他动物哲学家的口，来诠释一些老生常谈的道理。像其他作者一样，他发现了做大寓言家的窍门：智慧往往在无知农民的话语中，寓言的至高境界在探索人类虚伪表皮背后的真我。克雷洛夫揭露了人类的罪恶、愚蠢和丑陋，认为读读讽刺的文章，与在牢中一月同样可为我们的良师。可是读者往往想不到这些故事就是嘲讽自己，所以大家还是争先恐后购买这本小书。在这个文盲遍地、识字能力足以引以为傲的国度里，这10年里居然卖出了4万本。克雷洛夫不时重弹此调，1809年至1843年又出了9本寓言故事。政府觉得他的故事一般来说不偏激，感激之余便给了他一个图书馆员的工作以便维生。他也就心满意足，安守本分，懒懒散散地过日子。75岁那年，一天他因为吃了太多的松鸡肉，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