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人听到巴士底狱陷落的消息后，并不欣喜若狂。他们早于1772年就废除了农奴制度，禁止刑讯，改良法律，整顿法界和警界。他们也早已整肃政风，消除了贪污舞弊的现象。他们也早已实施宗教自由的政策，鼓励文学艺术的发展。丹麦人认为在阶级的冲突和政治的变动中，他们的皇族是一股安定的力量。法国路易虽然和丹麦王一样，支持开明、改革的措施，仍然受到巴黎民众的攻击，最后还被革命法庭处死。丹麦人民听到这个消息后，同意国王的看法，即法国的疯狂举动实在不足取法。因此，拿破仑虽然阻遏了革命，但他恢复了法国的治安，丹麦人对他的态度不久就转为同情了。丹麦人因此也不肯加入对抗拿破仑的联军。
不但如此，丹麦政府还反对英国海军检查船只的举动，不许英国海军登上开往法国的船只搜寻违禁品。1799年至1800年，英国海军曾经好几次登上了丹麦船只，一个英军司令还曾将数名抗拒搜查的丹麦商人俘虏，拘禁在英国港口。1800年8月，沙皇保罗一世邀请普鲁士、瑞典、丹麦的国王，共同组成了“第二次武装中立联盟”（Second 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约定共同抵抗英军对中立国船只的骚扰。 1800年12月16日至18日，这四个波罗的海强权签署了共同公报，以为共同遵行的依据。条文如下：
1.中立国船只应有在交战国各港口航行的自由。
2.中立国船只载运的敌方货物，除违禁品外，不得加以搜索。
……
5.统率帝国船只舰队的舰长，如声明无载运违禁品，不得加以检查。
拿破仑对这个协定十分高兴。俄皇保罗一世于是邀法国共同进攻印度，以驱逐英国在印度的势力。这时英国觉得这场斗争已到最后关头了，中立国和法国海军的联合势力必定结束英国海上的霸权，而这种霸权为阻止法国进犯英国的唯一手段。英国政府最后决定，丹麦和俄国海军中有一个必须加以俘虏或摧灭。由于先攻俄军势必使英海军舰队背后受敌，所以决定先攻丹麦为上策。
1801年3月12日，英舰队在帕克爵士的率领下离开了雅茅斯驶往哥本哈根。帕克奉命通知丹麦退出武装中立联盟。如果丹麦坚持不肯退出，英军即将丹麦海军生擒或全歼。海军上将帕克这时62岁了，已显现出老年人谨慎小心、步步为营的习性。这种性格与42岁的副司令、海军中将纳尔逊格格不入，纳尔逊开始便不甘受命于帕克。
英舰队于3月17日抵达日德兰半岛，小心翼翼地向北航行，绕过半岛的斯卡格拉克海峡，然后南进至卡特加特海峡的海湾至西兰群岛，然后穿过瑞典赫尔辛堡和丹麦赫尔辛厄狭隘的海峡。在此他们遭到了克隆堡炮台的轰击。英舰队避过了炮击，再向南进入松德海峡，其南面即为丹麦最狭隘的海峡，在那里丹麦海军展开了布防。16艘军舰由南至北成一字排开，每舰配置20至64门炮，在舰队和碉堡的重重屏障下，哥本哈根遥不可及。
帕克上将麾下的军舰比纳尔逊率领的体积稍大，吃水量也较深，因此他觉得如以这支部队进入这个水浅的海峡，恐怕有触礁全军覆没的危险。纳尔逊于是离开了圣乔治号，坐镇大象号，率领21艘较小的战舰进入海峡，与丹麦海军和炮台正面对阵。由于双方短兵相接（1801年4月2日），几乎每一发炮弹都造成了双方的伤亡。丹军勇猛一如往昔，英军也阵容严整，发挥了训练的功效，弹无虚发。这场战役中每艘战舰几乎都濒临覆亡的边缘。纳尔逊处境危急万分，因此帕克上将发出了著名的“三十九号”旗令（Signol NO.39），命令纳尔逊脱离战场撤入松得海峡。一则英方记载说，纳尔逊故意把他瞎掉的眼睛对准望远镜，收看这个信号。不过纳尔逊本人发誓说，他绝没有看到撤退的旗号。因此，他仍奋战不已。
这个“大赌注”终于赢了。丹麦战舰接二连三地瘫痪了，沉没了。纳尔逊提议停火，获得了丹军的同意。于是，纳尔逊战争与外交双管齐下（像拿破仑一样），登岸和丹麦的监国、皇太子弗雷德里克讨论和平的条件。早先太子已接到了沙皇保罗一世被杀的消息（1801年3月23日），武装中立联盟已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了。弗雷德里克终于答应退出联盟。英国政府通过了纳尔逊的谈判协议，纳尔逊因此赢得了另一场胜利。从这时到1805年，他一直以此光荣战绩闻名于世。1805年，英国又征召他出来挽救英国海上的霸权，建立了著名的特拉法加战功。
丹麦保全了国土主权的完整，英国如今也和其他大陆国家一样，与丹麦为友了。当时，英、俄控制着丹麦的邻近海域，而半岛兵力薄弱，法国就在邻近地区巡逻。后来的6年，这个小小的王国在这两大势力之间尽量维持着中立的地位，一般说来，丹麦倾向拿破仑，拿破仑一再要求丹麦表明亲法的态度，使丹麦大为不悦。拿破仑订立《泰尔西特和约》后，照会丹麦政府，坚持要丹麦与英国断绝贸易关系，而且丹麦海军必须与法国合作。
英国政府正像1801年一样，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挑战。英国派遣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带了2.7万名军人，进入丹麦水域（1807年7月26日）。英军宣称完全是为了和平的目的而来的，然而英国外相坎宁警告政府，拿破仑有意把丹麦海军作为小型舰队的一部，将来登陆苏格兰或爱尔兰等地。7月28日，坎宁命令驻丹麦的英使通知丹麦皇太子：丹麦必须和英国联盟，并将丹麦海军置于英国调度之下。他强调此事有关英国的安全。皇太子拒绝了英军的要求，并准备与英国一战。英国战舰于是包围了西兰，英国陆军也把哥本哈根团团围住。哥本哈根遭受了陆上海上的炮击（1807年9月2—5日），情况惨烈之至。9月7日，丹麦全部的战舰，18艘大战舰（配置74门以上炮）、10艘侦察舰、42艘小艇全部投降。然而丹麦人奋战不已，并与法国结盟。这场战争直到1813年才停火。
丹麦人历经了两次战乱，但在科学、学术、文学、艺术各方面仍有意义深远的贡献——有些还是战争的影响刺激而启发的！奥斯特（Hans Christian Oersted）发现了固定于轴上的磁针会自动转向，而与带电流的物体形成90度的直角。“奥斯特”这个字于是进入了欧美的语言，用来代表量度磁场强度的单位。奥斯特经过了30年的试验，创立了电磁学。
葛隆维（Nikolai Grundtvig）89年的人生是多彩多姿的。他是一个开明的神学家，是主教、哲学家、史学家，也是教育的改革者。他为北欧传奇和英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开了路。他的歌谣、赞美诗和一首史诗至今在北欧仍受到大众的喜爱。
在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里，丹麦的戏剧界呈现一片蓬勃的气象。上演的喜剧针对社会上的虚情假意加以嬉笑怒骂。海贝格的《彭斯和凡斯这两家人》（The Vons and the Vans）一剧讽刺时人的阶级观念，因而得罪了不少人，他最后不得不避难巴黎。后来他在法国塔列朗任内服务于外交部。身后留一子，小海贝格也是著名剧作家，在后来的二三十年里成为丹麦剧作界的领袖人物。
这个时代的丹麦文学界至少可以举出两位国际知名的诗人。他们取材广泛，境界深远，不受国界和语言的局限。巴格森（Jens Immanuel Baggesen），其人风采超俊，文体高雅。他年轻时的习作，奥古斯滕堡公爵十分激赏，特地馈赠旅费，送这个年轻人到日耳曼和瑞士游历。巴格森见到了维兰德、席勒、赫尔德、克劳普斯多克这些日耳曼的名作家。他醉心于卢梭的浪漫主义，因此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使他欣喜若狂。当时康德思想正为日耳曼哲学界带来一股新气象，他也浸潜其中，心醉不已，还将康德的名字中的伊曼纽尔加在自己的名字里。他后来追溯自己心灵和肉体的漫游，写成了《浪游诗人的迷宫》（1792年）一书，这的韵味、隽永几可与英国小说家斯特恩媲美。回到丹麦后，他仍对魏玛和巴黎多彩多姿的生活怀念不已。1800年至1811年，他又去了巴黎，亲眼看见了拿破仑把追求自由的理想的法国变为崇尚秩序的社会，把共和国转变为帝国。1807年，《心灵与自我》一诗问世。他以慧黠、锐利的笔触剖析着自己彷徨的心情：一方面崇尚古典主义的理想——秩序、真理、中庸，另一方面醉心于浪漫主义对自由、想象、欲望的歌颂。1811年，他受聘为基尔大学的教授。两年后，他和丹麦的大诗人欧伦施莱厄（Adam Gottlob Oehlenschl?ger）展开了一场论战，双方后来因此筋疲力尽。
欧伦施莱厄少年的生活比一般人要欢乐得多。他的父亲是皇宫的总管，因此花园成了他玩乐的地方，大厅成了画廊，图书馆成了教室。他本来想做一个演员，可是他的朋友奥斯特怂恿他入了哥本哈根大学。1801年英国炮轰丹麦海军和首都时，他正在丹麦。当时，挪威哲学家史代芬（Henrik Steffens）正在丹麦传播日耳曼浪漫主义的思想，欧伦施莱厄也受到了他的影响。他终于在《诗集》（Digte，1801年）中建立了自己的风格，奠定了丹麦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石。
1803年，他的《诗作》（Poetiske Skriften）出版，收集了许多主题相同的小诗，这些诗将耶稣的一生比喻成自然生生不息的四季。这本诗集出版后，浪漫主义运动更进新境。国教（丹麦国教为路德教）指责这本诗集为泛神主义，为邪门歪道。但是，丹麦政府奖赐他旅费去游历日耳曼、意大利和法国。他邂逅了歌德，并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了启示，对自己浪漫主义主观意识过强的倾向和情感泛滥的趋势稍作抑制。1807年，他从北欧神话中取材写成了《北方诗集》（Nordiske Digte，1807年），这本诗集记载北欧雷神托尔的游历。他又写了一出关于哈康·亚尔的剧本。这是一位970年至995年统治挪威的君主，他兴兵阻止日渐得势的基督教，结果失败了。欧伦施莱厄1809年回到哥本哈根，这时大家已公认他是丹麦最伟大的诗人了。
他乘着盛名之便，出版了一连串急就章的作品。巴格森于是公开指责这些作品是粗制滥造的二流货色，一场争辩就此展开了。欧伦施莱厄本人几乎不置一词，反而是他的朋友替他激烈地辩解。他们向巴格森挑战，以古人正式辩论的方式明辨是非。不久，欧伦施莱厄又出版了《赫尔格》（Helge）等，巴格森十分满意这些作品，他说，“犯罪的亚当”已迷途知返了，可喜可贺。1829年，欧伦施莱厄由特格纳尔加冕为桂冠诗人。1849年11月4日，他70岁生日那天，丹麦诗人送给了他“丹麦诗坛之父”的荣誉。
在欧洲艺坛上，丹麦也出了一位雕刻大师。他名声鼎盛的时期，除了卡诺瓦外，没有人能和他抗衡。托瓦尔森（Bertel Thorwaldsen）在哥本哈根学院得到了留学的奖学金，1797年他定居罗马。当时罗马艺术界仍奉温克尔曼的学说为圭臬，认为希腊雕刻为艺术的极品。托瓦尔森获得了卡诺瓦的青睐。他于是跟随卡诺瓦，依照希腊或罗马人的服饰、造型，来雕刻异教神祇及名人的塑像。1817年，他仿照安提诺乌斯沉思状制作拜伦的半身裸胸像。后来他继卡诺瓦之后，成为新古典主义雕刻界的领袖。他的名声远近皆知。因此，1819年他由罗马返回哥本哈根小停时，经过维也纳、柏林、华沙等地，好像胜利还乡一般，民众夹道欢迎。1819年，他为了纪念1792年保卫路易而英勇殉难的瑞士卫兵，表彰他们忠烈的事迹，作一雕像。后来阿洪（Lucas Ahorn）由砂岩雕凿出来的巨作《琉森之狮》（Lion of Lucerne），便是以他的雕像为模型。他再度离开丹麦去罗马时，哥本哈根人抱怨不已。1838年他返乡时丹麦人引以为荣，狂欢庆祝。这时他已为自己“雕”出一笔财富来了，他拿出部分给一家博物馆 来陈列他的作品，其中最突出的一件作品是自塑像，这个塑像把作者的痴肥形态老老实实地呈现出来，因此倒不能算是古典主义典型的作品了。他去世于1844年，死后葬在他博物馆的花园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