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承认一个外在世界的存在，但他大部分哲学不提它，除非是一个由知觉加以净化的外在世界。谢林是贵族出身，却欣然接受自然，并将之与精神综合一起，置于其中有神存在的共同境界里。
他是符腾堡一位有产路德教派牧师之子，在图宾根神学院就读，曾宣誓要当牧师。在该地，他与荷尔德林、黑格尔组成一个活泼的学术偏激派三人小集团，他们庆祝法国大革命、重新为神下定义，并将斯宾诺莎、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融汇成新哲学。谢林另写一首诗，题为《享乐主义者的信条》（“The Creed of an Epicurean”）。任何人都可从谢林年轻时代的这些作品中预测，他年老时必定相当保守。
和费希特、黑格尔一样，他曾担任多年的家庭教师。1795年，年仅20岁的他出版论文《自我为哲学之原理》（The I as Principle of Philosophy），该书立即引起费希特的注意，并使他在23岁时应邀至耶拿教授哲学。有一段时日，他颇为自满，自视为费希特的门徒，并认为精神是唯一的实体。但在耶拿，后来在柏林，他加入浪漫主义团体，并使肉体得到短暂的狂喜：
我再也受不了，我必须再活一次，必须让我的本性自由发挥——那些先验的理论尽其全力改变我时，我的这些本性几乎被剥夺殆尽。但我现在也应承认，我内心怦怦跳动，热血在血管中汹涌……除此之外，别无宗教信仰，我喜爱形状姣好的双膝、丰满的酥胸、纤细的腰、最甜美香浓的花朵，我的一切愿望完全获得满足，能获赐最甜蜜的爱情。如果我必须要有宗教信仰（虽然没有宗教信仰我也能过得欢乐），我的信仰必定是天主教，就像从前教士与俗人住在一起的那段日子……在神的殿堂里每日都有狂欢。
如此热爱有形实体的谢林，居然使当年崇尚理想主义而在耶拿及后来前往柏林的费希特感到惊愕，那是很自然的事。在《自然哲学体系的初稿》（1799年）与《先验观念论体系》（1800年）中，谢林视哲学的主要问题为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显著对立，认为物质产生精神或精神产生物质的想法均行不通。他下结论（好几次谈到斯宾诺莎的思想）说，解决这种僵局的最佳办法是将精神与物质视为一个复杂而统一的实体的两个属性。“事实上，所有仅基于纯粹理性的哲学是，也将是斯宾诺莎学说。”但谢林认为，这种哲学由于太过于逻辑性，以致丧失活力。“就斯宾诺莎学说而言，一种自然的动态论概念必须使斯宾诺莎的学说产生实质的改变……严格说来，斯宾诺莎学说，如同皮格马利翁的雕像般，可视为需要赋予一种精神。”
为使这种二元式的一元说更易为人理解，谢林提议，视力量为物质与精神两者内在的本质。在物质与精神中，我们不知道这种力量为何，但因为它在自然中的成形过程愈趋细微——自传达运动的神秘性，经分子之间的相吸或互斥，植物的敏感性，或变形虫那摸索、紧握的伪足，至猩猩的敏捷智慧与人类有意识的理性。因此我们可下结论说，基本的实体，一种无所不在的神，本身既非物质也非精神，而是两者结合为一种难以置信的形式与力量的综合体。于此，谢林不但讲哲学，也在作诗，而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两人在他身上找到一种为那些被科学压抑与渴望神者建立一种新信念而奋斗的共同精神。
1803年，他离开耶拿至刚成立的维尔茨堡大学授课。他继续写哲学论文，但缺乏他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一书的活力。1809年，他那位富有激励性的妻子卡洛琳过世，她似乎带走了他一半的活力。他1812年再娶，并不顾一切地写作，但1809年后即无作品出版。此外，此时黑格尔已成为无可匹敌的哲学界的拿破仑。
晚年，谢林从神秘主义中找到慰藉，在慈爱的神与“张牙舞爪”的自然之间，及在科学的宿命论与显然为道德责任所需的自由意志之间，存在的明显对立中，找到了超自然的解释。他自雅各布·伯麦接受一种观念，即神本身即是善与恶之间的战场，所以自然游移挣扎于秩序和混乱之间，而人的本性中也有一些非理性的成分。最后（谢林向他的读者保证），所有的邪恶将被击败，神的智慧甚至能将人类的愚蠢与罪恶变为善。
眼看着黑格尔一人集所有哲学荣耀于一身，谢林早已不舒服了。其后，他比黑格尔多活23年，而那时“年轻的黑格尔派哲学家”将其大师的辩证法遗著分割成为共产主义等派系。184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召他至柏林大学开哲学讲座，希望他的保守主义能成为激进派浪潮的中流砥柱。但谢林无法吸引听众，他一筹莫展，并为自哲学到革命之间接踵而至的一连串事件感到惊讶不已。
即使如此，华兹华斯已将谢林的泛神论注入其庄严的诗歌中，而柯勒律治除了许多例外，也将“康德派哲学革命的成就与最重要的胜利”归之于他。在谢林去世半世纪后，身为生机论改革者的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称誉谢林为“历史上迄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黑格尔若还在世，定有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