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12月13日至1808年3月20日的每个星期日，费希特在柏林学院的圆形剧场发表演说，这些演说词后来出版为《告日耳曼民族书》。在这些演说中，费希特热烈呼吁其同胞恢复自尊与勇气，并采取行动以摆脱那些挥舞着军刀、志得意满的普鲁士军人特权阶级、不人道的《泰尔西特和约》（Peace of Tilsit）、拿破仑残忍地瓜分普鲁士王国等事给他们带来的悲惨状况。当时，法国士兵正在其占领的柏林维持治安，法国密探检查每则演说。
《告日耳曼民族书》是费希特最生动的遗产，至今仍令人感觉到他由哲学家变为爱国志士的亲切感。在这些演说中，他将理论逻辑的学识游戏搁置一旁，面对普鲁士最黑暗年代的悲惨现实。他的演说对象不仅是普鲁士，而且是全日耳曼人。他们分散的公国几乎不能算是一个国家，但这些公国的人民使用相同的语言而且需要相同的激励。为给他们带来团结，他提醒他们有关历史和著名的胜利——在政治、宗教、文学与艺术上的成就。他更摒弃英国人生活与理论中的无希望的唯物论、法国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的宗教性破坏力等，来使他们团结一致。他得意地谈到较早以前日耳曼的商业都市，丢勒所住的纽伦堡，富格尔家族所住的奥格斯堡，及汉萨同盟足迹遍全球的公民。费希特告诉他的学生与国人，目前的失败须从过去辉煌的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国家为另一个国家蹂躏不可能持久，日耳曼人民在其民族个性中有身心、意志方面的才略，足以战胜目前的困境。
如何超越目前的困境呢？费希特回答说应以全面的教育改革来完成：以政府的财政与强迫力，将教育普及至每个日耳曼小孩；将教育目标自商业的成功，变为道德承诺；不再谈论革命，只有一种革命，即心智的启蒙与人格的净化；儿童的才能必须以裴斯泰洛齐（Pestaloi）之法加以培养，他们必须被导向以达到国家确定的目标；国家必须由受过教育、有奉献精神的人来领导，它不应握于军队手中，而是民族意志的指导及行动指挥，每位公民必须是国家之仆，而国家必须是万民之仆。“至今，绝大部分的国家岁入……用在维持一支常备军”；教育儿童的工作一向留给教士负责，这些教士“在凡人肉体死亡后，利用神作为将自我追寻引入其他世界的手段……如此的宗教……的确应该与过去的岁月一起埋葬”。这种宗教必须由一种基于有教养的公共责任感的道德意识宗教以代之。
费希特认为要产生这种新类型的人，学生必须“与成人社会隔离”，而“组成一个隔离的、自足的社会……除了以学习来发展心智外，这个团体还教授体操……农事和各种手艺”：
由于与消失中的过去腐败隔离，在工作与学习中学生将受激发，创造出一种人类社会秩序应有的形象，完全与理性法则一致。学生对事物的这种秩序是那么热爱，因而要他不想要它，或他失去教育的指引时，不全心全力地推展它，简直不可能。
那是一个壮丽的梦想，令人忆起柏拉图的共和国，并预测到社会主义预言家将会为未来数世纪激发起希望的火花。它对当时几乎毫无影响，并在激发反抗拿破仑的民族热诚上毫无地位（虽然此点曾被夸大）。但费希特所想的远超过仅将法国人逐出普鲁士，他试图为改善人性找寻一条出路，而人类史即由或善或恶的人性构成。无论如何，它是一个崇高的梦想，对教育胜过遗传的力量，也许太过自信了，并可能导致被集权国家误解或滥用的可悲结果。但是，费希特说：“我只想为那种希望而活，我不能放弃……去劝服一些日耳曼人……唯有教育可拯救我们的希望。”
他自埃尔兰根迁往哥尼斯德，然后是哥本哈根、柏林，艰苦的跋涉已使他的身体孱弱下去。完成《告日耳曼民族书》后不久，他的健康就崩溃了。他前往特普里兹疗养，身体部分复原。1810年，他出任新职柏林大学校长。普鲁士发动解放战争时，费希特呼吁其学生热烈响应这种爱国行动，其学生几乎全部投笔从戎。费希特之妻自愿充任护士，结果患了致命的高烧。他白天照顾她，晚上则在柏林大学讲学，后来他感染此病。她幸免于死，他却于1814年1月27日去世。5年之后，她葬在他的身旁——纵使只有毛发与遗骨——象征他们一直是，现在再度是两位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