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文学史上的情形一样，费希特本人比其作品更饶富趣味。其著作由于不断受到思想与形式潮流的冲击而失色，但研究一个人通过生命的摸索找到其出路，是哲学中的一部活教材，也是一幅塑造性格与改变思想过程的生动的画面。
费希特52年的人生中，充满了多彩多姿的美好经验。他的父亲是萨克森的丝带织工。母亲希望他将来成为牧师，他个人也同意，于是在当地受过地方教育后，他即被送到耶拿攻读神学。然而，他愈读神学，愈感到迷惘与怀疑。一位乡村牧师送给他一本《辩驳斯宾诺莎的错误》（Refutation of the Errors of Spinoza），费希特深为的错误所迷，于是认定自己不适合当牧师。然而，他还是在神学院完成了学业。毕业后，他几乎一文不名，于是自耶拿步行至苏黎世，去找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在那里，他与乔汉娜·芮恩相恋，两人正式订婚，但他俩商量好——直到他在经济上能独立自主才成婚。
他搬到莱比锡当家庭教师，研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并为之着迷。他前往柯尼斯堡，面呈康德《启示批判试论》（Essay toward a Critique of All Revelation，1792年）一书。这位老哲学家不理睬费希特借款的要求，却为他的论文著作找到了出版商。未料印刷厂未印出作者的姓名，一位批评家将此书归为康德作品时，康德才指出作者姓名并对此书大加赞赏，费希特立刻被接纳入颇不“平静的哲学同仁”中。然而，他与这些人处得并不好，因为他在其论文中表示，虽然天启不能证明神的存在，但若要人类接受并遵守道德规范，则必须将道德规范归之于神。
在康德的推荐下，费希特在但泽找到一个报酬不错的家庭教师的职位。而他的未婚妻此时终于同意拿出积蓄供他使用，两人于1793年结婚。同年，他以匿名方式出版两本有力的短论集，而使1793年格外显著。在《欧洲君王恢复思想自由》（Restoration of Freedom of Thought by the Princes of Europe）一，他首先盛赞某些开明君主，并严责那些阻挠人类思想进步的君王。他也感伤继腓特烈大帝崩殂后的镇压浪潮。改革优于革命，因为一次革命可使人类恢复到野蛮；不过一次成功的革命却可使须花1000年的改革在半世纪内达成。然后，封建制度仍风行于日耳曼大部分地方时，费希特向他的读者说道：
不要怨恨你们的君王，怨懑你们自己。你们不幸的原因之一是，你们过分高估这些人物，他们的思想已被无活力的教育、纵情和迷信歪曲了……他们就是鼓吹镇压思想自由的人……向你们的君主大声喊叫说，你们的思想自由永远不许被剥夺……
黑暗时代已过去……别人以神的名义告诉你们，你们是地球上的牛群，生来是要任人差遣，为许多位居高位者效犬马之劳，是他们的财物；你们不是他们的财产，更非是神的财产，你们属于自己……现在你们可质问想统治你们的君主，他凭什么权力想统治你们？如果他回答凭继承，你们可反问，你的第一个祖先如何获此权力……其实君王的权力得之于人民。
第二本论文集《论纠正公众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Essay toward the Correction of the Public’s Judgment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则更激进。封建的特权不应世袭，这些特权在政府的同意下方存在，因而应随政府的便利而终止。教会的财产也是如此：教会财产通过政府的准许与保护方能存在，国家需要或想要它时，也可将其收归国有。法国国民议会如此做了，而且证明为名正言顺。此文至此结束。
唯有注意到费希特以匿名的方式出版这些言论，我们方能了解他何以赢得耶拿大学哲学讲座（1793年12月）的邀函。当时，奥古斯都公爵仍是魏玛与耶拿逍遥自在的领主，而监督这所大学教职员的歌德尚未认定法国大革命是浪漫主义的弊病。如此，费希特于1794年的复活节期间开始在耶拿授课。他是一位富有说服力的老师，也是灵活的雄辩家。他将情感注入哲学中，并将形而上学捧得高高在上，但他的急躁脾气完全没有学者气派，反而有制造知识混乱之虞。
他最早的5篇讲义于1794年出版为《论学者天职的演说》（Some Lectures on the Vocation of the Scholar）。这些讲演的主题是国家将在未来消失，使人类获得真正的自由，简直与葛德文一年前出版的《政治正义论》同样富有无政府主义色彩：
政治团体并非人生的绝对纯粹目标，而不过是成立一个理想社会的可能手段。由于所有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走向多余的境地，因而国家有不断迈向废止的趋势。我们可能必须长期等待，但总有一天所有政治组织不再是必要的。
这种期待由于难以实现，因此很合君主们的胃口。费希特再以毗斯迦（Pisgah）的观点补充说明：“社会的最终目标是社会每个成员完全平等。”这真是与卢梭起共鸣，费希特也并不否认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愿卢梭安息，天佑其在天之灵，因他已燃起许多人的希望火花。”预定1796年在耶拿会师的浪漫主义叛徒，对这种达到乌托邦社会的召唤大表欢迎。腓特烈·施莱格尔在致其兄的函中写道：“当今最伟大的形而上学者是一位颇孚众望的作家。你可自他论法国大革命的名著中看出此点。而他在《论学者天职的演说》中富煽动性的口才与席勒的雄辩不同。费希特的所有公开生活似乎显示，‘这是一位大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