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都·施莱格尔与腓特烈·施莱格尔是一对杰出的兄弟。虽然两人在性情、意中人、学问和信念方面迥异，但最后在梵文与哲学方面一致。他们出生于汉诺威一位新教牧师家中，在青春期成了神学者，而二十岁时变成异教徒。奥古斯都在哥廷根大学时，一方面因着迷于维吉尔作品译者海涅的讲演与人格而研究语言的转生，另一方面着迷于莎士比亚作品译者兼民谣《雷诺》作者毕尔格对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学问的研究。5年后，腓特烈步其哥哥的后尘，进入哥廷根大学。他最初研读法律，后来徜徉于文学、艺术和哲学之间。他成熟得相当快，1796年在耶拿与其兄会合，两人携手创立文艺协会。1798年至1800年，该协会是日耳曼浪漫运动的代言人与最高指导。诺瓦利斯与施莱尔马赫投稿，蒂克加盟，费希特与谢林以其各自的哲学来助阵，而围绕在此圈子外的是若干富有浪漫自由思潮的才女。
由于腓特烈在取舍思想方面较他人敏捷，他成为其伙伴的智慧先驱。1799年，他发表一部小说《鲁辛德》（Lucinde），该书成为领导攻击陈旧教条与繁缛禁忌的一面红旗。就理论而言，该书（如同雪莱的《诗辩》）为诗人有权做人生的诠释者与导师辩解。例如：诗人对追求财富的轻蔑有多明智——“这种不断的努力与奋斗永不休止的目的安在？勤奋和实用是死亡的守护神。”他也公开褒扬“喜悦与爱情的神圣福音”，亦即指没有婚姻枷锁的爱情喜悦。1800年，腓特烈企图拜访彼时在哥廷根大学执教的哥哥时，汉诺威当局立刻送去一份令人为难的命令给该校校长：“如果施莱格尔教授那位以作品有不道德倾向而声名狼藉的弟弟到贵校的话，请不要准他停留片刻，如你能暗示他尽快离开，则不胜感激之至。”
启发腓特烈写成《鲁辛德》一书的女子是卡洛琳·米凯利斯。她生于1763年，1784年嫁给一位大学教授，但婚姻生活并不美满，直到丈夫死后方获得自由。此后若干年中她因才貌出众，过着愉快的寡居生活。奥古斯都尚在哥廷根大学求学时，即与她坠入情网，并向她求婚。她以自己长他4岁为由，婉拒了他。1791年，奥古斯都到阿姆斯特丹担任家庭教师时，她开始经历了一连串的奇遇，其中之一是意外地怀孕了。她在美因茨加入一个革命组织，后来被捕，直到受父母保释并到莱比锡生产。不料在那里遇到了奥古斯都，他再度向她求婚，两人于1796年成婚。他收养了她的孩子，一家人迁居耶拿。
在耶拿，她受的教育、她的活泼和伶俐谈话使她成为自由分子中最受欢迎的女主人。威廉·洪堡称赞她是他遇见的最聪明的女子。歌德与赫尔德则专程自魏玛前来，与她一起吃饭，共度欢愉的时光。而彼时与哥哥同住的腓特烈也替换其兄，与她坠入爱河。他将她化为他小说中的鲁辛德，对她大加赞美，无法以言语表达对她的热情。此时，奥古斯都对她热情已减退至普通的体贴礼貌，便动身至柏林讲学（1801年）。在那里他与已离婚的苏菲亚·贝恩哈迪相恋，进而同居。返回耶拿后，他发觉妻子卡洛琳迷恋着谢林，欣然同意与她离婚。卡洛琳于是再嫁给谢林（1804年），并与他厮守至死（1809年）。谢林后来虽然再娶，多年后仍然感受到卡洛琳对他的影响。“纵使她不是以真正的她对待我，我也要哀悼她，为这位已不在世的聪明绝顶的人物悲恸，这位具有男性活力与最敏锐智力的奇女子兼备了最温柔、最女性化的爱心。”
足以与卡洛琳媲美的是杜洛丝亚·施莱格尔，其娘家姓名为布兰德尔·门德尔松。为取悦她那位名气响亮的父亲，她于1783年嫁给银行家西蒙·维特。他们育有一子菲利浦·维特，后来成为杰出的画家。有了万贯钱财后，她对钱毫不在乎，投身于当时更不稳定的哲学界，并成为柏林的瓦恩哈根沙龙的知识权威者。腓特烈在那里与她邂逅，两人立即坠入情网，而醉心于理念的她发觉他在理念中摸索。他当时年仅25岁，而她已32岁，但这位善变的作家为这位已过而立之年的妇女的万种风情倾倒。她并没有倾国倾城的美貌，但她对他智慧的钦佩历久不衰，她能陪伴他度过对哲学与语言学的探索，对他一心一意，两人虽然争吵，但白头偕老。西蒙·维特发觉妻子已经变心，遂于1798年与她离婚。此后，她心满意足地与腓特烈同居，于1802年陪他到巴黎并受洗，改名为杜洛丝亚，直到1804年成为腓特烈的合法妻子。
此时，腓特烈之兄奥古斯都已成为欧洲大陆最著名的讲师，且在从事莎士比亚作品的伟大译述方面成就斐然，使这位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大文豪之名在日耳曼如在英国一般享有盛名。虽然奥古斯都被称为“日耳曼浪漫主义学派之父”，但他有许多古典的思想与个性：有条理，清晰、均衡、稳健，确定目标后循序渐进。他多年中在各城市发表的“论戏剧文学”的讲学，就表现这些古典特质而言，更是无人能出其右。他对莎士比亚的评论极富启发性，有时甚至俨然批评他心仪的诗人。1817年，威廉·黑兹利特写道：“奥古斯都这些演说是迄今对这些戏剧的最佳评论……我们承认有点嫉妒……这些评论居然由一位外国评论家来说明我们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信任。”
1804年，正在日耳曼游历以寻找新书题材的斯塔尔夫人以年薪1.2万法郎说服了奥古斯都，陪她到科佩当她子女的家庭教师，并充当她的参考百科全书。后来，他曾与她游历意大利、法国和奥地利，再陪她返科佩，直到1811年瑞士听命于拿破仑而命令他离开瑞士。此后，他前往维也纳，却意外地发现弟弟在该地讲述“中古时代是欧洲信仰与统一的黄金时代”。
维也纳是日耳曼的天主教首都，腓特烈与杜洛丝亚早于1808年改信天主教。多年前她曾说：“这些圣者的画像与天主教音乐如此感动我，因而使我下定决心，如果我有朝一日信主，我定要信天主教。”腓特烈将自己的改信天主教归于对“艺术的偏好”，天主教在许多方面——鼓励想象力的发挥、感觉的表现、美感的追求——似乎是浪漫情操天生的盟友与必备的条件。而理性主义者在遭受神秘的打击与人类必死命运的羞辱后，已对推理感到厌倦。而对自我无安全感而生性孤独的个人主义者，则转向教会寻觅公共的避难所与慰藉所在。身为最聪明的理性主义者、最激烈的青年个人主义者与最鲁莽的叛徒的腓特烈，于是背弃了伏尔泰、路德与加尔文，转向中古欧洲与中古时代无所不能的教会。他为令人鼓舞的神话已被枯寂的科学替代而悲叹，并声称“所有现代艺术最贫乏的即是艺术家没有神话”。
腓特烈之所以更重视神话，也许是受他研究印度文学与神话故事的影响。他研究印度神话故事始于1802年，地点在巴黎，他写了一篇博学而富有发展性的论文《论印度人的语言与智慧》（1808年）而达于高峰，该篇论文也参与了奠定印欧语言的比较语言学基础的工作。1811年，腓特烈与其兄在维也纳短暂聚首时，大概曾与其兄讨论过他一生中在这方面的研究。讨论的结果令奥古斯都回忆起与海涅在语言学方面的合作，于是重拾这方面的研究。施莱格尔兄弟对梵文研究的合力贡献，是他俩毕生最充实、永恒的成果。
腓特烈为自己在维也纳的文化与政治界，赢得相当明显的地位。他在奥地利政府中获得一席秘书职位，并协助撰写反拿破仑的宣传文章，路德维希大公即曾发布此文作为1809年反拿破仑活动的一部分。1810年和1812年，他在维也纳发表有关欧洲历史与文学的出色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解说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学识，并对浪漫主义做有历史系统的分析。1820年，他出任右翼的天主教刊物《康柯狄亚》（Concordia）的编辑，由于他在该刊中放弃了他以前在耶拿时强烈维护的信念，导致他与兄长奥古斯都永远的疏远。1828年，他在德累斯顿发表最后系列的演讲，翌年即在该地过世。杜洛丝亚珍惜对他的追思，在思想与行动方面步其后尘，直至1839年去世。
奥古斯都比腓特烈和杜洛丝亚夫妇长寿。1812年5月，他与斯塔尔夫人重逢，并带她经奥地利、俄国至圣彼得堡，再前往斯德哥尔摩。在那里，通过斯塔尔夫人的影响力，他被任命为瑞典王储贝纳多特的秘书，并与他在1813年对拿破仑战役中并肩作战。由于他的贡献，他被瑞典政府封为贵族。1814年，他在科佩与斯塔尔夫人重聚，此后一直伴着她，直到她去世。此时，他对她已尽了相当的情分，于是在波恩大学担任文学教授（1818年）。他恢复研究梵文，创立一份梵文刊物，编辑并发行《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与《罗摩衍那》（Ramayana）的原文，并为创立一套《印度文学丛书》（Indische Bibliothek）花了10年的苦工。他于1845年去世，享年78岁，身后遗有他不辞辛苦将莎士比亚作品译成德文的珍藏，而他的许多演讲使柯勒律治在研究日耳曼哲学时，在文学人物盛事与思想方面收获颇丰。他的一生真是多彩多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