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全盛时期的大多数出色的作家皆以呼吁自理性中解放直觉，自智慧中解放感情，自年龄中解放年轻，自家庭与国家中解放个人，而震撼当代。今日我们很少人读他们的作品，但在他们的时代里，这些都是火舌，公然向索然无味的哲学及在效用、习惯、禁忌、命令和法律方面限制自我发展的社会桎梏挑战。
这种反抗的原因，起自有朝气的年轻人对父母、兄弟、姐妹、师长、讲道者、警察、文法家、逻辑学家、道德家加诸其身上的束缚及与生俱来的愤懑。哲学家费希特不是已证明过，我们每个人的根本实体是他个人有意识的自我吗？倘若如此，除了其对个人的效用外，宇宙对于我们毫无意义可言，我们每人均可公正地参与批评所有的传统、禁制、法律或信条，并要它提出加诸于人的理由。一个人可能战战兢兢地屈服于神发出或由披上神祇外衣的教士发出或确认的戒条，但是由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拉梅特里等人贬为非人性的宇宙法则的上帝，现在的地位又如何呢？
此时，不但有值得夸耀并具有解放性的启蒙思潮，又有大革命加入行列。阶级区分不见了，那些一度发布法令并逼人服从的领主现在拼命逃窜，因此阶级之间再也没有障碍，也没有可怕的传统撑持法律。现在，人人皆有自由争取任何职位或权力，并可参加竞选公职，以试试自己的运气。事业之门为有才干、有力气的人大开。在过去的历史文明中，个人从未如此自由——可自由选择其职业、事业、配偶、宗教、政府和道德规范。如果宇宙仅有个体存在，则国家、军队、教会、大学不是特权阶级用来恐吓与控制、组织与瓦解、统治并课税、聚集并屠杀其余受教者的阴谋吗？在诸多束缚下，天才罕有成就。然而，一位天才不是抵得上一打教师、将军、主教、国王或100名群众吗？
然而，在新近获得自由解放的人群中，许多敏感人士觉得，理性已为自由付出太高的代价。理性曾攻击旧式的宗教，旧式宗教充满着圣徒故事、芳香的仪式、动听的音乐、具有调停功用的圣母玛利亚及救世主基督。但理性也去掉了这种崇高幻想，代之以面色忧郁、寻求物质的芸芸众生，漫无目标地走上毁灭之路。理性也毁掉男女老幼每日与神接触的层面，代之以只讲物质的男女众生，机械般地、愚蠢地日渐走向充满痛苦、堕落和永劫不复的死亡之谷的一幅景象。虽然不为三段论法所容，但想象力有其权利在，我们把自己想成控制物质的灵魂，而非机器操纵灵魂，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之事。感觉不但具有其权力，而且比智力更能探索至真理的境界，尽管贫穷、到处流浪、充满疑惑的卢梭也许比天资聪慧的伏尔泰具有更聪明的感受。
日耳曼人知道、也听过卢梭和伏尔泰两人的名字，但他们选择了卢梭。他们读过《爱弥儿》和《新爱洛漪丝》，但较不喜欢《哲学词典》和《康迪德》。他们仿效莱辛，把浪漫派的莎士比亚捧得比古典派的拉辛还高。他们喜好《克拉丽莎》、《项狄传》和麦克弗森的《莪相》更甚于法国的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他们拒绝布瓦洛为古典风格订下的规则。他们对强调明晰和中庸感到愤怒，这些与对东方世界和无限者的向往格格不入。
日耳曼的浪漫主义崇拜的是真理，但对使人生蒙上阴影的“科学真理”加以猜疑。克里蒙兹·布伦塔诺和艾奇姆·阿尔尼姆两人合著《幼童奇异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1805—1808年）一的神话和寓言，极受好评，被格林兄弟收入其《保姆与侍婢》（Kinder und Hausmrchen，1812年）一，也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些描述孩童时代并能得到全民族和个人共鸣的诗作，是善良的日耳曼人灵魂中的一部分，也许是其“潜意识”的自我的一部分。
假使想象力的遗产是继承自大革命前中古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信条，那么浪漫的精神可追溯至长满青苔的古老教堂、不可动摇的信念及建造那些古老教堂的艺匠；可归功于那些使神进入人类日常生活，并使对人生厌倦的个人主义者与群体融合为一的祷告、圣诗与教堂钟声；也可归功于那些其生活就是使基督教更加成为一篇神圣史诗的圣徒；更可归功于使未婚少女睿智的天真及已婚妇女对家庭、国家和民族的奉献神圣化的圣母玛利亚。这些当然都是一种中古世纪的虔诚与惊怖、遭受迫害的异教徒与疑神疑鬼者两者的热烈混合。然而，这也是促使日耳曼浪漫派主义者的狂热臻于高峰的原因，也是使其中有些人在精疲力竭、悔恨交织之余，走到圣坛前并投入教会怀抱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