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从未如此忙碌于写作、印刷及出版报纸、定期刊物、书籍。1796年，塞尼费尔德在慕尼黑，因在一块石头上刻画他母亲的洗衣表而偶然发现了一种以后称之为平版印刷术的方法。他发现不同颜色的字和图可在平坦的石块或金属版上被刻出或浮出（如镜中般反转），由此无数的复本可被印出。从此，自戈雅、安藤广重（Hiroshige）至柯里尔（Currier）、艾甫斯（Ives）及毕加索产生了无数印刷品。
报纸非常繁多，小型，具有党派性，须经过检查。《大众日报》（Allgemeine Zeitung）1798年成立于图宾根，后迁到斯图加特，然后到乌尔姆，再至奥格斯堡、慕尼黑，以逃避当地的警察。《科隆日报》（K?lnische Zeitung）于1804年建立，先为爱国的天主教派，再转为拿破仑派。柏林、维也纳、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在大革命前已有日报，今日仍在发刊。定期刊物极为丰富。我们注意到其中最优异的一份，《大众音乐日报》（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由布赖特科普夫与哈特尔的公司在莱比锡1795年至1849年发行。最辉煌的是《雅典娜》（Athen?um）杂志，1798年由施莱格尔兄弟成立。出版商有无数位。每年他们产品的展览使莱比锡书展成为当年的文学盛事。
作家中的一个特别阶级，精细地划归为政论家，以他们强有力的党派性兼深刻地讨论时代的基本问题而赢得广大的影响力。根茨欢呼巴士底狱的陷落，但接触了洪堡怀疑性的心灵后冷静了下来，并阅读、翻译伯克的《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在普鲁士文职中崛起而在军事部中任一名顾问时，他领导一次文学运动以对抗人权、自由与平等、人民统治、出版自由等理念。他并不满足于拿破仑压服大革命。他攻击拿破仑为一个军事主义者，其征服摧毁了——根据大多数外交官的看法——欧洲的和平、秩序及稳健所赖势力的均衡。他成为敦促普鲁士王领导十字军对抗拿破仑最富于雄辩的呼声，而威廉三世踌躇时根茨便效命奥地利（1802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征服奥地利人后，根茨在波希米亚避难，但1809年他返回维也纳，推动新的战争以对抗拿破仑。在维也纳的国会中，他为梅特涅的秘书与副官，支持他粉碎每个自由发展的战后外交。他又老又病地活过1830年的叛乱，临死仍深信他为人类的利益贡献不小。
格雷斯（Joseph von G?rres）是更敏感的人，他一半属于意大利人。生为天主教徒，他脱离教会转而支持大革命。法国征服莱茵河左岸时，他也出了一份力，赞扬拿破仑将神圣罗马帝国变为莱茵邦联。他以“罗马自由了”的口号欢呼法国占领罗马。但法国军队的自大、法国行政官的勒索，引起了年轻革命者的愤怒。1798年他建立了一份日报《红叶》（Das Rothes Blatt），展现共和主义者热爱大革命但不信任法军的呼声。他认清了拿破仑攫夺法国政府是大革命的终结，及拿破仑本身对权力的危险欲求。他成了家，并暂时离开政治。日耳曼发端解放之战时，格雷斯以一份报纸《莱茵河快报》（Rheinische Merkur）加入运动。但拿破仑迁移后，胜利者尽可能地加强政治上的复古时，格雷斯非常激烈地攻击他们，使他必须避难到瑞士，在那里他处在极端的贫困中。其他的显赫人物也忽略了他，在悲伤的悔恨中他重返天主教堂（1824年）。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一世在慕尼黑任命他为历史教授而使他自贫穷中奋起。在那里他写了四部《基督神秘主义》（Christliche Mystik，1836—1842年），他以想象的学识抚慰他的白天，以恶魔的景象加黑他的夜晚。他去世后34年，“格雷斯集会”成立（1876年），以继续他对基督教堂历史的探讨。
散文被浪漫派把持，但一位作家躲开他们而成为难以定论与奇特的人物。里希特1763年生于拜罗伊特。他自祖父库恩取得圣名，直到1793年他仍是单纯的日耳曼人。他的父亲是教师与风琴家，在萨勒河旁的约迪兹为一间教堂的牧师。在那里里希特度过了最初13年欢乐的生活，单纯的乡村让他摆脱了一切经济上的忧虑与神学上的风暴。一家搬到史瓦哲巴赫时，在同样宁静的河边，他享有着邻居牧师的图书馆，牧师看出了这位男孩的潜能而非他的疑惑。里希特的父亲在那里去世（1779年），留给众多子女有限的口粮。20岁的里希特进入莱比锡的神学院，但读得越多，信仰反而减弱。他不久退出，并以卖文为生。1783年，他20岁时出版作品，直至1789年再度出版，这两次出版了以同情增添尖刻机智的系列讽刺文。1793年他以“让·保罗”（Jean Paul）的笔名——那是因为对卢梭的挚爱而取的——出版《不可见的小屋》一书。这取悦了少数读者，后由于他伤感的小说《赫斯珀洛斯》（Hesperus，1795年）而增加了读者。夏洛特·冯·卡尔布是席勒之友，邀请这位崛起的作家到魏玛，因喜欢他而成了他的情人。在那里他开始了四卷小说《提坦》（Titan，1800—1803年），的真正英雄为法国大革命。
在大革命最初的几年中他热切地为它辩护，但指责马拉以暴徒统治腐化它，并赞扬科黛为另一位贞德。他欢迎拿破仑攫取权力为秩序必要的恢复，他不自禁钦羡这位30岁的青年，仅以钢铁的意志与锐利的眼神压制其部属高岸的身躯。8年后里希特非常乐意看到全欧洲被此人合并，他可将一座大陆纳在他的脑海与手心中，并自柏林与莫斯科为法国立法。但在内心中让·保罗是一名共和主义者，在每次军事胜利中察觉到另一次战争的种子。他怜悯被征召的青年与哀伤的家属，并辩称道：“只有人民才应决定战争，因为只有他们采摘它痛苦的果实。”他以最锐利之箭射向出卖军队给外国君王的统治者。他要求免于审查的权利，要求政府外的权力应直率地显露政府的缺点与探索进步的可能性。
1801年，38岁的让·保罗娶了一位太太。1804年，他在拜罗伊特定居下来。经过一些生活上的体验后，他写了一本有关教育的书《拉维那》（Levana），为主张自由教学的名著之一。他刊出一连串小说与论文，其中一些由卡莱尔赞赏地译出。写实讽刺与浪漫情感的混合使他赢得了比歌德或席勒更多的读者。他死于1825年，留下关于灵魂不朽的未完成的论文。
他作为日耳曼一流作家的声望直至19世纪依然存在，后流传到美洲，朗费罗（Longfellow）是他的狂热者之一。即使在日耳曼，如今少有人读他的作品，但几乎每个日耳曼人都记得他著名的隽语，指向日耳曼哲学，并比此书更精简地总结拿破仑的时代：“上帝给予英国海上的帝国，给予法国陆上的帝国，而给予日耳曼空中的帝国。”
其他两位小说家赢得广大的读者。恩斯特·西奥多·威廉·霍夫曼（他1813年迷于莫扎特，将名字中的“Wilhelm”改为“Amadeus”）是日耳曼人中最不凡、多艺者之一。他绘画、作曲与指挥、上演一场歌剧《女水神》（Undine）、制定法律、撰写神秘与浪漫的故事——激发了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的《霍夫曼故事集》（Tales of Hoffmann，1881年）。在生活上，不在学问上，独特的是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生为法国贵族，他自大革命中逃开，在日耳曼接受大部分的学校教育，投入普鲁士军团，并参与耶拿之战。1813年，他写了一篇寓言《彼得·史雷米勒的寓言》，讲的是一个人出卖他的影子给撒旦的奇异故事。以一个成名的植物学家的身份，他伴随科策布做环游世界的科学之旅（1815—1818年）。他在一度出名的《环游世界》（Reiseum die Welt）中记录了他的发现。他将余生分别花在充任柏林植物园园主与写浪漫诗上。海涅赞扬这些诗，而舒曼将沙米索的诗序《男女恋情》编成乐曲。
诗人成群，许多诗人仍为日耳曼人珍视，但他们具有音乐与情感的字句很难转到其他语言、地方或时代上。其中可悯的为荷尔德林，他的诗感以其心智来说极为敏锐。在图宾根研究神职时，他与黑格尔发展出一种富有激励性的友谊，黑格尔其时正对基督教发生怀疑。法国大革命的消息激起了这位年轻人欢乐的幻想。他阅读卢梭，写出一篇《自由颂》（Hymn to Liberty）。1792年，他认为他看见了正义与高尚的美丽曙光。战争爆发时，他致其姐妹的信中说：“请为法国人民——人权的斗士——祈祷吧！”法国大革命在流血中遭到挫折时，他仍紧紧抱持着他的梦想说：
我爱人类——当然不是我们时常遇到的那种堕落、卑屈、游手好闲的人。我热爱人们伟大而美好的希望，甚至腐败的人也不例外。我热爱未来的人类……我们活在一个万事万物均致力于改进的时代中。这些启蒙的种子，这些心中的愿望与朝向教育人类的努力……将产生丰硕的果实。这就是我的愿望与活动的神圣目标——播撒这些将会在另一代结果的种子。
对过去他也怀抱着梦想。如济慈一样，他热爱古希腊的英雄与神祇，并着手写一篇关于希腊一位革命家的散文史诗《希佩里翁》（Hyperion）。他前往耶拿，拜费希特为师，学着敬佩康德，并参观此时正在希腊化的魏玛诸神。席勒为他找到担任卡尔布之子家庭教师的职位。1796年，他在美因河的法兰克福银行家戈特哈德家中找到待遇较优厚的家庭教师职位。银行家的妻子非常欣赏他的诗，不久他即与她坠入爱河，但也因此被解雇并被迫离开该城。热恋的狂欢与放逐的结果导致他心理失常，此时（1799年）他写了《恩贝多克利之死》（Der Tod des Empedokles），虽未完成却被列于诗的杰作中。历经数年，他到处流浪，以求谋生并寻找文章的主题。他要求席勒推荐一个希腊文学的讲师职位，但席勒认为他太不稳定，不足以胜任教职。在波尔多任家庭教师时，荷尔德林接到戈特哈德夫人去世的消息，他马上抛下工作，离开法国赶回日耳曼。祖国的朋友发现他已病入膏肓，于是照顾他（1802年）。他一直活到1843年，而他的诗久已为人所忘，甚至他自己，直到1890年才再度受到大家的注意。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和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对他喝彩。目前鉴识家将他列在仅次于歌德和席勒的地位。
尚有许多人创作诗歌。克里斯汀·克尔纳之子小克尔纳曾帮过席勒不少忙，将自己、笔和剑投入为脱离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他大声疾呼以唤醒日耳曼人武装起来，1813年8月26日他战死沙场。阿恩特在他91年的人生中经历了三次革命。由于他在《历史的尝试》（Versucheeiner Geschichte，1803年）中以写实的笔法描述封建制度，波美拉尼亚的封建制度得以废除。接着因在《时代的精神》（Die Geist der Zeit，1806年）一高呼反拿破仑的口号，而被迫逃难到瑞典，躲避耶拿的胜利者。1812年他应施泰因之邀，到圣彼得堡协助激发俄国人民的士气，以抵挡法国的入侵。1815年后，他在普鲁士致力于打击保守派的反动，曾短时遭监禁。1848年，他被选为法兰克福国会议员。大革命平息后，他将全部精力奉献于诗的创作。天主教贵族艾兴多夫曾写一些至今仍能感动我们的简易抒情诗，如《吾儿之死》。下面所写的，甚至对于一位异国无神论者而言，也能感受到那种音乐而引起共鸣、羡慕那种希望：
远处敲着钟声，
深夜迅即降临，
灯火隐约燃着，
你的小床已铺妥。
唯野风不断地吹
在房子四周怒吼，
我们坐在屋内，孤零零，
时听外面的风声。
仿佛是你，试图轻敲房门，
好像是迷路的小孩倦然归来。
我们这群可怜的傻子！
我们流浪，战栗着
遗弃于黑暗中——
但你早已觅得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