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革命与拿破仑的冲击下，魏玛宫廷一群灿如明星的天才为日耳曼人的才智充当智识之锚。奥古斯都公爵本人即为善变的才能与情绪的混合体。一岁时他承袭公爵领地，18岁时（1775年）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他自家庭教师获得一般的教育，而自管理的责任、情人的任性、战争与狩猎的危险中得到更深的教导。不亚于他修习处所的是他母亲的沙龙，在那里他遇到了诗人、将军、科学家、哲学家、神职人员与实业家，还有一些最有教养但不失女人味的日耳曼妇女，她们以机智和魅力增添她们的智慧。“啊，我们拥有女人！”里希特（Jean Paul Richter）说，“每件事在此皆成叛逆性的大胆，妇女已婚不具有任何意义。”
1772年，魏玛女公爵（她本人即为可喜美德的典范）邀约学者、诗人与小说家维兰德前来教导她的儿子奥古斯都和康斯坦丁，他以谦逊与能力完成了他的责任，并留在魏玛直至去世。法国大革命来临时他56岁，他欢迎大革命。但在1789年10月的《宇宙宣言》（Cosmopolitan Address）中，他要求法国国民会议防卫暴民的统治：
国家正遭逢自由的狂热，使巴黎人——世上最有礼的人民——渴求贵族之血……人民迟早会醒悟，难道看不见革命正被1200名渺小暴徒牵着鼻子走，而不是被一国之君统治着……然而你们不会比我更深信贵国不该长久忍受如此恶政，政府最完善的形式该是行政、立法、司法的分权与均衡，人民拥有在秩序下共存的对自由不可废弃的权利，每人须依其收入比例缴税。
1791年，他写道：他从未料到他政治正义的理想在路易身上几可实现。1792年1月处死君王之事使他转为反对大革命，恐怖时代使他生病。那年稍后他出版了《合于时宜的忠告》（Words in Season），此书达成一些适度的结论：“应继续不断教诲，直到人们倾听，人类唯有更为理性与道德才能更为欢乐……改革不应自法令而应自个人始。欢乐的条件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赫尔德——魏玛四人组的最后一位定居在魏玛，也是最先一位过世——赞扬大革命直至王后上了断头台，之后他以大革命为人性理想残酷的流产而予以抛弃。在他最后几年中他恢复了希望，他感到，大革命标志了一种进步，仅次于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它结束了封建对人身的统属正如宗教改革结束了罗马教皇势力对人心的统治。如今世人不再重视出身与阶级，不论在何处出生，能力可自由发展创造。然而，此进步使欧洲牺牲极大，赫尔德尔很高兴此尝试发生在法国而不在他深爱着的日耳曼，在那里人们不会很快激起热情与狂热，但那里恬静的勤奋与涵容的学识将会以温柔而稳定的扩散之光引导青年茁壮成长。
席勒在戏剧、诗歌、历史与哲学激奋地冒险后，来到了魏玛（1795年）。浪漫于幻想，苦恼于敏感，他并不喜爱年轻时待过的符腾堡。他以尊崇卢梭及撰写革命性的剧本来发抒抑郁。卡尔·莫尔——《强盗》（1781年）一剧中的英雄，抨击人剥削人，除了为马克思增加学识外一无所遗。更具革命性的是席勒的第三部剧《阴谋与爱情》，它揭露了不劳而获特权阶级的腐败、奢华与凶猛的占享，赞扬日耳曼中产阶级稳定、容忍与生产性的生活。在大革命前的剧本中最好的一部《唐·卡洛斯》（1787年）中，时年28岁的他，对穷人的愤怒并不及对掌权有潜力的贵族感兴趣。他借波萨侯爵之口召唤菲利普二世为“子民之父”：“让欢乐自你丰饶的羊角中流出……让人心在你广袤的帝国里成熟，在上千君王中，成为一位真正的君王。”
自青年到中年，席勒从激进主义转向自由主义。他发现了古希腊，对它的剧作家留有极深刻的印象。他阅读康德，并以哲学晦涩其诗。1787年他拜访魏玛，被当地女子激奋，而由维兰德与赫尔德安稳之（歌德其时在意大利）。1788年，他出版了《尼德兰叛乱史》，并以历史验证其哲学。1789年，在歌德向萨克森-魏玛公爵的推荐下，席勒被任命为耶拿的历史教授。那年10月，他写给一位朋友：“为单独的国家而写是不足取的理想，对于一位哲学家来说这样的樊篱难以容忍……历史学家仅为在文明进展上具有重要因素的国家而激奋。”
大革命的消息抵达耶拿时，席勒正喜于中年增多的收入与见解、公众的接纳与容忍的了解。他与歌德的交往越过12英里的空间与10岁年龄的鸿沟，有助于诗人自歌德处留存了施政的散文与繁荣的保证，有助于席勒了解人类天性在历史上改变得太少而不能使政治革命为穷人谋福利。他同情1789年在凡尔赛被捕的国王与王后。1791年国王被拘留在瓦雷纳，1792年自其监禁的王宫被逐出。不久，革命议会一致授给吉勒斯先生“法国公民”的头衔。一周后“九月大屠杀”宣示了武装群众的统治。12月，路易被审。席勒开始写小册为其辩护，在他完成之前，国王上了断头台。
歌德嗤笑他朋友政治信念的变迁，但他本人也远离年轻时的信念。1775年他接受邀请，时年26岁，离开法兰克福，定居魏玛，成为奥古斯都公爵的常任诗人与好色的同伴。在此之前，他恣情与各类妇女玩乐。以后12年中他沉浸于政治与经济的现实生活中，迅速成长起来。《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的浪漫作者自枢密顾问身份上消失，他看到了欧洲历史上新的时代于1792年在瓦尔密成形。那年，大革命无秩序的衰颓导引他下结论说，接触过哲学的“开明暴君”，与受过教育与怀有善意的当地统治者（如魏玛公爵）的缓慢改革，将使人民受到更为严重的损失，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则会加速革命的爆发。他的《威尼斯语录》（Venetian Epigrams）中的一文于1790年初表示了他的恐慌：
让我们的统治者及早自法国的不幸接纳警告吧。
但是，低阶层的人啊，你们应接纳更多的警告。
伟人走向毁灭，但谁保护着人民，
激狂的暴民成为我们的暴君时？
他大为激赏拿破仑以夺取权力、订立宪法、准许人民享有偶尔的平民决议，而不太干涉一个果断、能干的政府来结束大革命的混乱。他欣赏这位科西嘉人不因1807年爱尔福特谄媚地接待他而改弦，此次会面的报道大大增添了诗人顾问的国际声望。
一些浪漫的战栗留存于他鉴赏与品味古典的沉稳发展。《浮士德》第一部（1808年）是一个爱情故事的中古“寓意剧”。而《选择的姻亲》，似乎因新生代求偶互相吸引远甚于双亲的财力或法律的联系的不断上升，而为之呼吁辩护。甚至已达70岁后，成为哲学家的顾问继续骚扰年轻女子。但他在意大利对古艺术的研习、在科学上不断滋长的兴趣、阅读斯宾诺莎、日渐衰颓的体力，造成了他准确的判断与宽广的识见。这种改变被记述入他的自传内（1811年），此书非常客观地看待它的英雄。浪漫的日耳曼为易感的瓦肯罗德与诺瓦利斯、爱好自由的施莱格尔、疯狂的荷尔德林与安死者（自杀的克莱斯特）煽动，愤怒于他对法国大革命不断增高的批评，而几乎没注意到他也曾指责统治阶层。在日耳曼解放战争期间，他发现怨恨拿破仑与法国极为困难。他对埃克尔曼解释道：
我如何能——对于我来说文化与野蛮各有其重要性——又受恩于它？有一段时期国仇一起消失，在某种程度下，我们凌越众国之上，对邻国人民的祸福感同身受。
在日耳曼，他那一代从未原谅他，也很少读他的著作。那一代对席勒的评价在他之上，宁愿要科策布而非任择其一。歌德的戏剧很少在魏玛上演，他的出版商悲叹他的作品销路奇差。然而一位英国人，拜伦爵士1820年说：“歌德是自伏尔泰死后迄今现存于欧洲的第一位文学人物。”他不读康德的书，但他是当时最睿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