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时代的日耳曼文学被青年反叛的天性、狂飙运动的持久浪潮、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理查森小说的回响、莱辛与稍后歌德的古典传统、美国殖民地的成功叛变、法国启蒙时代的异端，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每日冲击及末期时拿破仑崛起与没落的戏剧影响。许多受过教育的日耳曼人阅读一些法文——伏尔泰、狄德罗与卢梭的作品，而较少数的人感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与拉梅特里的刺激。法国哲学有助于结交统治者如腓特烈大帝、奥地利约瑟夫二世、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公爵、萨克森-魏玛的奥古斯都公爵，只要通过这些人，那些作家就可在日耳曼文明上崭露头角了。法国大革命刚开始时似乎是启蒙时期哲学的合理发展：愉快地终结封建制度与阶级特权，活泼地昭告宇宙人权，振奋地解放语言、出版、崇敬、行为与思想。这些理念——许多在日耳曼独立地发展——以新闻的双翼或革命的军队渡过莱茵河，横扫欧洲的心脏地区，甚至抵达遥远的柯尼斯堡。
因此，日耳曼心灵的陶冶者与日耳曼文学的创造者在最初三年欢迎法国大革命。共济会、玫瑰十字会、光明派，欢呼法国大革命为他们长久迫切等待着的黄金时代的曙光。农夫策划反叛特里尔与施派尔市的封建贵族、帝国骑士与主教团。汉堡的中产阶级赞许大革命为商人对抗自大的贵族的起义。克劳普斯多克是一个住在汉堡的年迈诗人，在自由节日朗读他的诗篇，并喜悦地在他的诗句中狂喊。学者、记者、诗人与哲学家一致爆发出赞美歌。福斯（Johann Voss），荷马的译者；缪勒，历史学家；根茨，没有上任过的外交官；荷尔德林，诗人；施莱尔马赫，神学家；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家——全对大革命连祷歌颂。福斯特（曾陪伴库克上尉环游世界）写道：“看到哲学深植于脑中，实现于国内极感光彩。”每一处，日耳曼人，即使皇族显贵（如亨利王子，腓特烈大帝仅存的兄弟）忘形之余也赞美革命的法国。在此忘形之时，日耳曼文学在长久蛰伏于宗教的争吵之后，将大革命归之于腓特烈的胜利，在30年间（1770—1800年）跃升为极富活力、多变与光辉，可与英法成熟的文学颉颃。速度惊人的复苏在唤起日耳曼摆脱法国之轭，在政治、工业、科学、哲学方面达到历史上最辉煌的世纪上，扮演了它的角色。
当然，这种欢乐的情绪不能持久。事件来自对土伊勒里王宫的攻击、“九月大屠杀”与恐怖、国王与王后的监禁与处死。接着法国占领了日耳曼领土，不断征集金钱与人员以付帝国保护与散布自由的军费。一年接着一年，日耳曼对大革命的热忱衰微了，护卫者（除了康德）一个接着一个变为觉醒的怀疑论者，一些人变为愤怒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