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施莱格尔精巧地翻译莎士比亚后（1798年后），日耳曼舞台为伊丽莎白时代的剧本提供了新居。当地戏剧家，在莱辛与克莱斯特（Kleist）之间，纷纷朝向中等阶级共同喜好的事物，而他们受欢迎的成功消失在时光的瓦砾里。韦尔纳将神秘主义匆匆展现在舞台上。科策布以他的戏剧取悦了一代，甚至在魏玛超过歌德与席勒。除了被暗杀之外，他如今成了一个褪淡的记忆。日耳曼人以怜悯之心怀念克莱斯特，并尊崇他的文笔。
1777年生于奥得河的法兰克福，科策布在性情和地理上近于斯拉夫族人。像善良的日耳曼人一样，他在军中待了7年，但稍后感伤那段浪费了的年月。他在当地大学研习科学、文学与哲学，但在宗教与科学上丧失了信心。他向一位将军之女求婚，却又战栗于婚姻的念头。他前往巴黎，然后至瑞士，在那里他幻想着买一座农场，过有规律的生活以平复内心的纷扰。重返文学时，他写了一出未完成的历史悲剧《吉斯卡尔》（Robert Guiskard）。1808年，他在魏玛推出一出喜剧《破罐》（Derzerbrochene Krug），此剧被后一代评为恒久的古典剧。在魏玛停留一阵子（1802—1803年），他自仁慈老迈的不可知论者维隆德处赢得友善的激励。维隆德听了几段《吉斯卡尔》后，告诉这位青年剧作家他保留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与莎士比亚的精神”，而且他的天才注定要“在日耳曼戏剧发展上，填补甚至席勒与歌德都未曾填补的空隙”。这足够毁灭25岁的索福克勒斯。
他前往伦敦定居，感受到它的狂热，无助地沉思着与日耳曼唯心主义者哲学密不可分的怀疑主义：若我们对由我们的理解方式来到我们意识的世界认识不多，我们绝对发现不了真理。唯有一事可以确定：哲学家、科学家、诗人、圣人、乞丐、疯子，所有的人很快命定归于尘土，或存于少数生者渐渐褪色的记忆中。克莱斯特丧失勇气面对、接受与享乐即使不确切熟知的现实。他推断到他的天才是幻觉，他的书稿全属虚无。在愤怒、失望中，他烧毁了陪伴他的稿件，尝试着加入拿破仑在英伦海峡聚集的军队。1803年10月26日，他写信给他姐姐，对她他也许爱得过分：
我即将告诉你的也许令你伤心，但我必须，我必须去做。我再次仔细想过，否决并烧毁我的作品，如今结局已来临。上天不给我名望——世俗中最伟大的。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在他之前我抛弃剩余的一切。我不配拥有你的友谊，而没有你的友谊我活不下去，我选择死亡。镇静点，尊贵的人啊！我将在美丽的战斗中死去。我已离开了此国的首都，浪迹到北海岸，我将参加法国军队，军队很快就要对英国开战，我们的毁灭正潜藏在海的那一边。我欢欣壮丽之墓的远景。你，吾爱，将是我临终时的所思。
他的日耳曼人身份引起了怀疑。在普鲁士大使的坚持下，他被逐出法国。其后不久，法国对普鲁士宣战，1806年拿破仑摧毁了普鲁士军队及几乎整个国家。克莱斯特在德累斯顿寻求庇护，但法国军人在那里以间谍嫌疑的身份逮捕他，他在狱中度过6个月。返回德累斯顿时，他加入一个作家与艺术家的爱国团体，并与亚当·缪勒合作编辑一份定期刊物，为该刊物他投了几篇他最好的论文。
1808年，他写了一个悲剧剧本《潘丝席丽亚》（Penthesilea）。此剧女主角是个亚马逊女王，在赫克托耳死后加入特洛伊人，在特洛伊人对抗希腊人时她前去刺杀阿喀琉斯，为他所败但爱上了他，然后（根据亚马逊妇女的法律，每个人必须在战场上征服她的爱人以证明自己）以一支箭刺穿阿喀琉斯，纵狗群攻击他，并加入畜生中将他撕成数块，吮他的血，然后颓然死去。此剧是酒神狂热的一个回响，此狂热欧里庇得斯在《酒神的女伴》（The Bacchae）中提及——在尼采之前，不受希腊人强调的希腊神话与人物的一面。
无疑，为拿破仑无情瓦解普鲁士所激怒，这位诗人离开他的悲伤，而成为呼唤日耳曼加入自由之役的众多呼声之一。1808年底，他写出了一个剧本《赫曼的战门》（Die Hermannsschlactht），借着叙述公元6年阿米尼乌斯横扫罗马地区的胜利，以求激励胜利无望的日耳曼人的勇气。克莱斯特爱国心的狂热再次促使他神经过激：赫曼的妻子图斯内尔达引诱日耳曼将军文提狄斯与她约会，然后导引他到野熊致命的拥抱中。
1809年至1810年是克莱斯特天才的巅峰期。他的诗剧《海尔布隆的小凯蒂》（Das Kathchen von Heibronn）在汉堡、维也纳与格拉茨上演获得成功。1810年他刊行的两册短篇故事，显示他也许是歌德时代中最优秀的散文作家。其后他的精神衰退了，也许由于他健康的崩溃。某种奇特的痛苦缘分引他与一位不治的女病人沃格尔结交，最后并谈起恋爱。他写给她的信显露了在疯狂边缘的心灵。“我的吉蒂，我的一切，我的城堡，牧场，我生命的全部，我的婚礼，我儿的洗礼，我的悲剧，我的名誉，我的护守天使，我的知识天使与爱的天使！”她回答道，若他爱她，应杀死她。1811年11月21日，在万塞湖河堤边，靠近波茨坦，他枪杀了她，然后自杀。
浪漫派在他沉溺于感情，在不受控制的强度中，在想象力中及在风格的辉煌中达到了最高峰。他似乎有时具有法国风格远甚于日耳曼风俗，反对歌德，而与波德莱尔（Baudelaire）或兰波（Rimbaud）称兄道弟。他几乎证实了歌德无情的见解：“古典派是健康的，浪漫派是病态的。”让我们睁眼瞧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