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耳曼，时代对科学和艺术并不有利。当前或未来的战争消耗了热诚、激情与财富。私人赞助的艺术很少而且寥落。在莱比锡、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尤其在德累斯顿与柏林的国家画廊展示杰出的作品，但由拿破仑搜刮到卢浮宫。
然而，在此骚乱中，日耳曼艺术产生了一些值得纪念的作品。巴黎在纷乱中雀跃时，柏林大胆地矗立了勃兰登堡门。朗汉斯（Karl Gotthard Langhans）以刻有凹槽的多利安式柱与沉重的山形墙设计，似乎宣示了巴洛克与洛可可式的死亡，但这个庄严的建筑主要显示了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s）的强权及他们不让敌人进入柏林的决心。然而，拿破仑于1806年进入，苏联于1945年进入。
雕刻的进展顺利。这是重要的古典艺术，依赖线条（自古以来）避免色彩，它的精神不同于巴洛克的不规则与洛可可的多趣性。丹内克为斯图加特博物院凿刻了一尊《萨福》（Sappho）和卡图卢斯的《伴鸟的少女》（Cirl with the Bird），为法兰克福的贝斯门博物院雕了一尊《阿里亚德涅》（Ariadne），为魏玛的图书馆刻了尊席勒的半身像。沙多在罗马向卡诺瓦学习后返回出生地柏林。1793年，以一尊立于勃兰登堡上长着翅膀的胜利女神，驾驭着4匹马牵拉的罗马二轮战车雕像，吸引了全首都居民的注意。他为斯德丁雕了一尊腓特烈大帝站在战阵中，以他的双眸火焚着敌军，但有两卷厚书在他脚下以证其为一名作家，他的横笛被遗忘了。较柔和的是一对露易丝王后与弗雷德里克公主，半埋在皱褶的披肩里，手挽着手。王后以其美貌、狂热的爱国心和死亡激励了艺术家。根茨献给她在夏洛滕堡一座阴郁的陵墓，在那处安息之所劳赫为她雕了一座匹配其躯体与灵魂的坟墓。
日耳曼的绘画依然受困于“贫血”，新古典主义企图活在赫库兰尼姆与庞贝的余烬里、莱辛与温克尔曼的论说里、孟斯与大卫苍白的脸上及考夫曼与无数蒂斯贝因人的罗马幻想中。但是，外来的漂染在日耳曼历史或特性上并无滋养之根，这个时代的日耳曼画家摒弃新古典主义，重返基督教，超越宗教改革及其对艺术的敌视与漠不关心。而且，在英国的前拉斐尔派很久以前，听从如瓦肯罗德与施莱格尔的召唤；在拉斐尔后，朝向以不疑信念的单纯与欢乐来作画、雕刻与作曲的中古艺术，因而崛起了以拿撒勒人闻名于世的画家学派。
绘画的领导人是奥韦尔贝克（Johann Friedrich Overbeck）。他生于吕贝克，以老式商人家庭不屈的审慎与来自波罗的海的迷雾伴着他度过80年的岁月。他被送到维也纳学习艺术时，发现那里新古典主义的滋养满足不了他。1809年，他与朋友普弗尔建立“圣路加兄弟会”，将艺术献给久已存在于丢勒（Albrecht Durer）时代（1471—1528年）的弥新信念来誓言复兴艺术。1819年，他们移民到罗马，试着研究佩鲁吉诺与其他15世纪的画家。1811年，他加入科内利乌斯，稍后加入了菲利普·伊法特、高登豪斯与卡罗斯费尔德。
他们在品奇欧山（Monte Pincio）上圣伊希多罗一个遗弃的修道院内，像吃素的圣人一样度日。“我们过着真正隐居的生活，”奥韦尔贝克稍后回忆道，“早晨我们一齐工作，中午我们轮流准备午餐，不外是汤与布丁，或一些可口的蔬菜。”他们相互推崇对方的作品。他们略过圣彼得大教堂，认为包含太多的“异端”艺术，宁愿到古老的教堂，到圣约翰拉特兰大圣堂的修道院与圣保罗大教堂墙外。他们为研究西诺莱利而旅行到奥尔维耶托，为杜乔·第·博尼塞纳（意大利画家，锡耶纳画派创始人）与马尔蒂尼而到锡耶纳，最重要的是为研究安杰利科到佛罗伦萨与菲耶索莱。他们决心避免人像的描绘或任何为装饰目的的绘画，而且恢复拉斐尔时代以前绘画的目的为激励基督徒的虔诚与基督教教义有关的爱国心。
他们特别的机会于1816年来到。其时，罗马的普鲁士执政官巴托尔迪委托他们以约瑟与门徒故事的壁画装饰他的别墅。拿撒勒人哀悼壁画取代了涂在帆布上的油画，如今他们研习化学以制造可使色彩耐久的表面，到目前为止他们已成功地使其壁画从罗马移走而装置在柏林国家画廊内，成为普鲁士首都最值得骄傲的财富之一。但老迈的歌德听到这些喜讯，指责它们为14世纪意大利风格的仿制品，正如新古典主义者模仿异端艺术一般。拿撒勒人忽视那些批评，在科学、学问与哲学渐渐腐蚀远古的信念时悄悄地离开了布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