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现在成为日耳曼首要关心之事与成就，其兴趣等于因对拿破仑的反叛而引起的战争。费希特的《告日耳曼民族书》（1807年）虽仅有极少数听众，却表示正在成长中的时代的信念：在这些年，快速的投降与民族的屈辱已经破坏日耳曼的精神时，唯有各阶层的教育改革方能使日耳曼步出享乐的追求，而进入对国家需求的严肃奉献中。1809年，洪堡被任命为普鲁士的教育部长。他全身心投入他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日耳曼的教育体系开始了一番整修，不久就成为欧洲最好的了。来自12个国家的学生进入哥廷根、海德堡、耶拿和柏林诸大学中学习。教育推及各阶层，并在学科和目标上拓宽，虽然宗教被强调为品格的支柱，法学教师却使民族主义成为日耳曼学校的新宗教——如同拿破仑使其成为法国学校中的新神一样。
日耳曼的大学要求并接受一种活力的测验，因为其中的多数大学正苦于年代太久而陷入僵化的境地。海德堡大学于1386年，科隆于1388年，爱尔福特于1379年，莱比锡于1409年，罗斯托克于1419年，美因茨于1476年，图宾根于1477年，维腾贝格则于1502年创立。现今它们全都处于窘迫和贫困之中。柯尼斯堡大学创于1544年，因康德而享盛名。耶拿大学创于1558年，因席勒、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施莱格尔兄弟和诗人荷尔德林而成为日耳曼的文化之都，那里的教授曾在欢迎法国大革命的程度上，几乎和学生不相上下。哈雷大学（1604年）在三种意义上，是“第一所近代的大学”：它宣示本身思想和教学自由，也不要求教师做宗教正统的誓言，它为科学和近代哲学腾出位置，成为一个有创作能力的学问的中心和一所科学研究的工厂。哥廷根大学迟至1736年开始创立，却于1800年成为“欧洲最伟大的大学”，仅有荷兰的莱顿大学堪与比拟。“所有日耳曼的北部，”1804年正在那里漫游的斯塔尔夫人说，“充满着欧洲最有学问的大学。”
洪堡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弗朗西斯·培根，是著名的解放心灵之一。他出身贵族，然描述其为：“曾经是一种必要，但现在是一种不必要的罪恶。”他依据历史研究而下了如此的结论：几乎每个制度，即使它已变成不完善或妨碍物，曾经都是仁善的。“是什么使自由存在于中世纪？是采邑制度。是什么在野蛮人的世纪中保存了科学？是僧院制度。”这是他24岁时写的。一年后（1792年），他以预言家的智慧判断法国1791年制定的新宪法。他认为，它包括了许多令人钦佩的建议，但是法国人民易激动又热情，所以将不可能实行它，而且会把他们的国家转入混乱。几十年后，和一位语言学家漫游于莱比锡的战场——1813年拿破仑曾在此处吃败仗，他叙述道：“王国和帝国，如我们此地所见，毁灭了，但是一首好诗却永远持续。”可能他想起了品达，他曾经翻译过品达格外难懂的希腊诗。
作为一个外交家，他失败了，因为他过分为改革的观念所迷，不能使其自身专心于瞬息的政治。不惬意于公共领域，他回到一种几乎孤独的研究生活。他为哲学所迷，并从事文字的冒险工作。他对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效果不抱信心，因为较佳的法律也将为人类不变的天性破坏。于是，他做了如下结论：对于人类来说，最好的希望是倚靠少数人的发展，他们的社会奉献，对于青年来说——即使是沮丧的一代，将是一座灯塔。
因此，42岁时他走出他的隐退所，出任教育部长。1810年，政府任命他创立柏林大学。在那里，他成就了一项至今仍影响着欧洲和美国的大学的改变：教授的遴选不过于依据他们的教学能力，而主要是他们科学或学问上的名声或志愿。柏林科学院（创于1711年）、国家天文台、植物园、博物馆及图书馆被合并于这所新大学。在这里，来了哲学家费希特、神学家施莱尔马赫、法律学家萨维尼和古典学者奥古斯都·沃尔夫。他的《关于荷马的绪言》（Prolegomena ad Homerum，1795年）一书以启发的意见惊吓了希腊主义者：荷马并不是一位诗人，而是歌者的继承人，拼凑成《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柏林大学，巴松·乔格·尼布尔讲演《罗马史》（R?mische Geschichte，1811—1832年）。他排斥李维的前几章并非历史而是传奇，因而震惊了教育界。此后，不仅在哲学方面，而且在古典学问、语言学、历史学各方面，日耳曼都引导着世界。而它在科学上的至尊也已悄然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