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二世大帝去世时，普鲁士王国是由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领地，西里西亚和更远的波美拉尼亚公国，东普鲁士诸省——包括柯尼斯堡、弗里德兰和梅梅尔，1772年从波兰得来的西普鲁士，及数个在西日耳曼包围的领土，包括东弗里德兰、明斯特和埃森等组成。腓特烈死后，普鲁士又增加了领土：波兰第二次瓜分（1792年）中的托伦和但泽地区，波兰第三次瓜分（1795年）中的华沙和波兰心脏区，1791年的安斯巴赫、拜罗伊特和曼斯菲尔德，1797年瑞士的纳沙泰尔等地。拿破仑解除普鲁士这项兼并的任务时，普鲁士似乎下定决心要吞并全部的北日耳曼了。
使普鲁士势力的扩张成为可能的人是腓特烈大帝的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除了训练他的儿子和他的人民沉默地忍受痛苦之外，还留下了最好的军队，及一个由普及教育、普遍课税和普遍兵役紧密组成的国家，普鲁士成为适合一位好战国王胃口的一道佳肴。全欧、全日耳曼、全普鲁士看到这位食人的君王，他专制、高傲的贵族军官，及他身长6英尺的高大步兵时，全都战栗了。“别长高，”一位母亲警告他的儿子说，“否则你将被征召入伍。”
向这样的军队和国家，腓特烈大帝加入被伏尔泰磨炼的个人天才和根植于骨子里的禁欲主义。他将普鲁士由一个只堪与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匹敌的小王国，变为一个足与日耳曼世界中的奥地利抗衡的国家，而且成为阻挡多产的斯拉夫族再度抵达他们易北河旧有边界的持续压力的最强屏障。对内，他建立了一个以正直闻名的司法部，一个逐步取代贵族以为国家官吏的行政组织。他开创言论、出版和礼拜的自由，在他的保护之下，“日耳曼的学校制度取代了教士教育极深的精神呆滞”。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能哄骗伏尔泰、教导拿破仑的男人。“伟大的腓特烈，”1797年拿破仑说道，“是一位我乐意在任何事上，在战争、行政上商谈的英雄，我曾研习他军中生活的戒条，他日常的书信是我的哲学课程。”
在他的成就中有若干的缺陷。在他的战役中，他抽不出时间来使普鲁士的封建制度到达莱茵河流域诸国曾到达的更加人文的水准，而且他的战事使他的人民处于一种贫穷和精疲力竭的境况。普鲁士在他死后的衰微，他是该负部分责任的。腓特烈二世和他无子的叔父趣味相反，他喜好女人和艺术更甚于统治和战事。他在与第一任太太婚姻存续期间包养了一个情妇，她为他生了5个孩子。他和他的太太于1769年离婚，另和弗雷德里克·露易斯结婚，她为他生了7个孩子。而在这次婚姻中，他说服了他的宫廷牧师让他和平民女子朱莉·冯·福斯缔结鸳盟（1787年），她两年后去世；然后是女伯爵索菲·邓霍夫（1790年），她为他生了1个儿子。他抽时间去拉大提琴，欢迎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访问，创立一所音乐学院和一所国家剧院。他负担经费，颁布了包含许多宽大要素的新法典。他进行一项宗教改革，准许他最喜爱的革新理性论者约翰·冯·沃尔纳（Johann von W?llner）发布一项宗教令，结束宗教信仰自由，创立一种检查制度，驱逐了许多柏林的作家。
他的对外政策采取防御措施。他不愿继续他前任者的攻击姿态，藐视百年来的先例，企图和奥地利建立友谊以为朝向日耳曼和谐和安全的一个主要步骤。他不喜欢法国大革命，满足于君主政体（他的人民也如此）。他派遣部分军队参加了在瓦尔密所打的败仗（1792年），但是他很高兴带回那些生还者去为他在波兰的第二次瓜分中出力。1795年，他与法国签订《巴塞尔和约》（Peace of Basel），这使他得以在第三次瓜分中自由地取得华沙。
姑且不论他的学识，他使他的国家在财富和势力上衰微。早在1789年，米拉波在长住柏林之后，预言道：“普鲁士君主政体的结构使其不能应付任何的灾难。”陆军的纪律日趋松弛、骄慢无礼，官僚政治已因腐化和阴谋而不振，国家的财政一片混乱，近乎破产。“唯有经历战争，才能暴露出这个一切活动因旧有声威的魔力而麻痹的、隐蔽时代的内部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