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皮特于1783年担任首相和财政大臣。聚敛和支配王国内金钱的人便是不列颠帝国的大臣和联合政府的保护者。
他几乎享有一个不列颠人所能享有的各种好处。他出生于一个卓越的家庭，接触世界政治、享有稳定的财政，吸收他卓越的父亲查塔姆伯爵的谈吐和随从的良好风度。他接受最好的家庭教育，大部分直接得自他父亲本人。他21岁进入国会，24岁时负起英格兰的政务。他以他的矜持、博学和逻辑，甚于他的辩才、稳重和锐利的眼光、公共财政的知识和操纵术，来服众。他阅读并敬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接受斯密的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的哲学。身为一名贵族，却支持繁荣中的商业和工业的中产阶级在国会和政策上有更充实的代表权之要求，用他们的流动财富，他与拿破仑作战，贵族阶级则以他们在不动产土地上的财富，提供意见、外交术和议定书。他设置一个还债基金以偿还国债，直到战事花去可能征收到的每个先令，国债则渐有减少。虽然他利用“中产阶级的腐化”帮助他爬起来，他在终止中产阶级的腐化上很有气魄，但是徒然无功。他支持毁谤的案子由法官移转给陪审团审理的措施——保护新闻业揭发官员的不检行为。他支持威廉·威伯福斯长期反对奴隶贩卖的运动。拿破仑击败他，并瓦解他的斗志，但击败拿破仑的是他重新改组、资助和鼓励下的不列颠。
不列颠国王几乎与法国的执政一样有一个头痛的问题。乔治三世除了解放天主教徒的政策外，几乎每件事都听从皮特的忠谏。这位老迈的国王随时都会精神错乱：1788年至1789年他精神错乱过。精神错乱时，威尔士王子总是徜徉在王座的附近——王子是辉格党的偶像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朋友，他只有在嗜酒如命这点上与皮特一致。一度乔治三世进入弥留状态（1787年），虽然后来他还是复原了，却仍孱弱和优柔寡断。此后，通常政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悉数交由皮特处理。
这位年轻的政治家执掌政权时，英格兰正开始从美洲殖民地的混乱战争中复苏。不列颠在军事上面临了一个虽接近破产却胜利的法国，一个在查理三世统治下正在繁荣和启蒙的西班牙，和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下扩展领土、正组织强大的陆军并吞半个波兰，而计划平分介于与约瑟夫二世之间的土耳其的俄国，此时似乎是一蹶不振了。目前，英格兰的安全有赖于两个条件：她的海上控制和欧陆上政治力量的制衡。如果对方在这种制衡上占优势，只要关闭不列颠物资的大陆市场，就可摆布英格兰。约瑟夫二世之死（1790年）缓和了东边的威胁。叶卡捷琳娜犹豫不决。法国大革命宣布要让所有君主政体完成立宪，否则就摧毁它们时，皮特正从国际事务转入内政上。日复一日，惊人的消息从海峡那边传过来：巴士底狱被巴黎市民捣毁；封建权利受到抑制，教会财产被一个没有信仰的政府充公；一大群女人拥进凡尔赛宫，迫使路易和安托瓦内特回到巴黎，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起先，皮特并不如他上层阶级的朋友们一般惊惶失措。毕竟，英格兰早已有了一部宪法，是法国名流们称颂和羡慕的。法国的骚动毋宁是值得感激的：法国秩序大乱，重组其政治制度时，英格兰正可以和平地解决内部问题。贵族阶级颤抖时，不列颠的知识分子——葛德文、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柯珀和伯恩斯却欢欣了。1789年11月4日，一个纪念1688年光荣革命的团体在一名功利主义的传播者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的鼓励下成立，它送给巴黎的国民会议一份贺词，表达希望他们“给予法国的这种光荣典范能鼓励其他国家主张天赋人权”的理想。这份贺词由该学会的主席——斯坦厄普三世——威廉·皮特的连襟署名。普赖斯的贺词以小册子形式在全英格兰流传，几乎呼吁立刻革命：
起来吧，爱好自由的朋友，为自由辩护的作家们！时代是光明的。你的努力不会白费。试看，各王国在你的告诫下，从昏睡中苏醒了，挣脱掉它们的枷锁，向它们的压迫者要求正义了！试看，你点燃的火把——在解放了美洲后——闪耀到了法国，在那里汇成熊熊火焰，使极权专制变成灰烬，并温暖、照亮了欧洲！颤抖吧！你们这群世界上的压迫者！听着，你们这群奴隶政府和奴隶阶级制度的支持者……你们现在不能再将这个世界压制在黑暗之中了……恢复人类的权利，同意改正腐败……在他们与你同归于尽之前。
这是埃德蒙·伯克不能忍受的，他不再是在国会前为美洲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呼吁的那位激烈的演说者了。他此时已60岁，已将自己约束在一大批产业上，并恢复了他青年时期的信仰。1790年2月9日，他在下院开始了一场辩论，也结束了他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友谊：
我们目前的危险……来自无政府状态：一个危险正领导着由对一种成功的错认和暴力的赞扬，而进入对过分非理性、不节制、剥夺人权、充公财产、掠夺、残忍、血腥和独裁式民主政治的模仿。在宗教方面，危险不再来自褊狭，而是来自无神论——一种污秽、反自然的邪恶，一个人类的一切尊严和安慰的敌人——似乎在法国，经过漫长的一个时期，浸浸乎变成一个派阀，得到颂扬并被效忠。
1790年11月，伯克发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他以“致巴黎一位绅士”的书信方式写了一封365页的长信。他公然驳斥普莱斯博士和纪念大革命学会。他感到，牧师们应该留心他们的业务，即宣布基督教的德行，而不是政治改革。德行抵于物质的心，便是人类本质邪恶的趋势，改革只改变邪恶的表面形式，因为它们影响不到人类本质的改变。普选是利用蒙骗的一种诈欺，赞成或反对的人数不会影响到权力的分配和决定。社会秩序对个人安全是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可自由地违反他不喜欢的任何法律，则社会就不能存在。贵族政体是有利的，因为它让一个国家受制于有训练和精选的人物。君主政体是好的，因为它有助于秩序和自由的调和，困难中给予心理上的统一和历史上的延续。
在这次历史性的公然驳斥两个月后，伯克发表了《致法国国民会议会员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France”）。在这封信中——更详细的是《致一位贵族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Noble Lord”，1796年）——他提出了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没有一个人，不管如何卓越和博学，能在有生之年获得所有那些复杂、精致和持久而由经验具体化的传统，及了解社群、国家或种族在过去几千年进行的历史实验，而成就其一己的知识和智慧。“如果一切道德义务的践履和社会各种基础赖以维持的，都能对每个人说明其理由，并示范其所形成的原因”，那么文明就不可能产生了。所以，宗教对知识浅薄却陶醉在自由主义理性中的青年们，难以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直到他们有了不少人类本质的体验，并见过原始本能的力量——他们将不会感激宗教在帮助社会控制人类先天的个人主义之上的贡献。“如果我们抛开了……曾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一大渊源的基督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原始性（完全是我们的本能反应）……我们就会担忧……某些粗暴、恶毒和早期的迷信就会取代宗教的地位。”同样地，对一个理性未周而羡慕其邻居财产的年轻人，解释一个有异常能力的人不必经过长期的训练去获得一种社会上有用的技巧，或刺激他去践履这种技巧也是困难的，除非准许他保留赚到的部分当作他孩子们的礼物。进一步来说，人类社会不仅是人群在空间上的一种联合，它也是人群在时间上的一种连续，即死者、生存者或未出生者，世世代代血肉的延续。那种延续在我们中间根植之深，甚于我们在地球上某一部分的联合，它可以随着越过边界的移民而持续下去。这点如何能对满怀个人野心和一知半解的自傲感，乃至厚颜无耻地随时准备要断裂家族纽带或道德束缚的孩子们，说清楚呢？
伯克替一个垂死中的世界所作的挽歌却得到不列颠的保守派领袖们的欢迎，具有成熟判断的人们视这三本出版物为一份对社会和政治哲学的卓越贡献。柯勒律治在他的最后几年中，对它们的热爱犹如他一度对大革命的狂喜一般。“我想象不出，”他于1820年写道，“伯克的作品中提到的时间、事情，有哪一样是没有价值的……我不能增加或删除其中任何一个字。”
其中有两个英国人起而为大革命辩护：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以《高卢人的民主政治辩护》，托马斯·潘恩以《人权》，两书均于1791年出版。大革命当时才两周年，但是它已完成了它的基础工作——给予法国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终止封建特权，确立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征收教会财富以挽救濒临崩溃的国家，大革命的过度摧毁尚未到来。在这种环境下，麦金托什可能回答伯克说，大革命是对一个不公正和无能的政府的合法抗议。潘恩可能辩称，不应当忍受传统而去否认其他一切改革的努力的，大革命主张的权利是一个近代国家的正当宪章。
但是，潘恩还不止于此。他要求由共和政体来取代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严峻地征收累进所得税以重新分配集中的财富，并用此所得税以扫除失业和贫穷、普及儿童教育、给予老年人抚恤金。他用卢梭的词汇重述了人类的权利：
一、人生而自由、平等。因此，民事上的区别只能以公共利用才可成立。
二、一切政治上联合的目的，是在保存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抗拒压迫权。
三、国家是一切主权的必要来源，任何个人或任何组织，非经国家明确表示，无任何权威可言。
《人权》一书在几个星期内就销了5万册，这也许指出1791年英格兰激进运动的势力了。带有激进派思想的学会勃兴，如宪政咨询学社、伦敦联谊社、苏格兰人民之友和纪念大革命学社。有些学社寄给法国大革命致敬文，其中两个学社协助分送潘恩的书。
皮特已观察到，也很困惑。私底下，他对潘恩的书印象颇深。“潘恩不是傻瓜，”他对他的侄女说，“他也许是对的，但是如果我照他所要的去做，明天就有数千盗匪在我手边，而伦敦已成为焦土了。”他发布缉拿潘恩的一道命令，潘恩逃到法国，他受到缺席审判，被判为叛国罪（1792年12月）。
英国有许多理由不随法国一起闹革命。他们1642年有过法国那种1789年的大革命。他们在法国人之前有过知识分子的暴动：自然神论腐蚀正统信仰早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前发生过，1726年伏尔泰来到英格兰，已经被不列颠的镇静所吸引了。卫理会运动使某些不满现状者变成虔诚的信徒。国教教会相当自由，而且没有弄到足以令俗人羡慕和仇视的财富。封建制度已经不存在，也没有封建税可言。大部分农民拥有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中产阶级已进入国会，在国策上极力发言，首相时常支持其要求。工人们受到雇主和立法者的虐待，有些已起而暴动，但军队还可以镇压他们，而法官吊死了他们的领袖。英法开战时，爱国情操将阶级仇恨变为民族主义的狂热。大革命变成改革，而且弥漫至整个19世纪。
同时，法国大革命已从立法演变成“九月大屠杀”，她的军队已在瓦尔密击败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1792年9月20日），大革命的热情已蔓延到莱茵河上的日耳曼。美因茨和达姆施塔特的市民已经抛弃封建统治，建立了一个人民的政府，由于害怕支持君主制的军队入侵和惩罚，已派出密使到法国要求保护。经过一场辩论后，法国政府发布了最有革命性的一道敕令（1792年11月19日）：
国民议会，在全法国人的名义下，宣布敝国政府愿将友爱和援助给予所有希望恢复他们自由的民族，并责成执行机构通知各将领必要的命令，俾援助并防卫将要或可能因为自由之故而受到骚扰的民族和市民。
这种鲁莽而慷慨的宣布使每个欧洲的君主政体蠢蠢欲动。大不列颠政府因法国军队进入比利时，及法国要求荷兰开放斯海尔德河给一切贸易之用，更是吃惊不小。这条可航行的河流，有270英里长，发源自法国东部，蜿蜒流经比利时（紧临安特卫普）进入荷兰境内，分成两条支流，流入北海。荷兰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准许，已关闭两条支流供一切贸易之用，因此厚于不列颠而薄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呈萧条状态，阿姆斯特丹则欣欣向荣。1792年11月27日，法国政府知会英格兰关于其迫使斯海尔德河出口开放的决议。皮特答复称，不列颠受1788年的条约约束，负有保护荷兰免于任何外力攻击的义务。又有甚者，由于莱茵河也经过荷兰境内的支流流入北海，由法国控制荷兰意味着法国人控制莱茵河的出入口，也就控制了不列颠从莱茵河抵达中部日耳曼的贸易。1792年12月31日，不列颠政府通知法国：
英国绝不会同意任法国逞其所欲——而且假不实的自然权利为借口，自称为唯一的审判者——擅自舞弄撤销权，取消经神圣的条约所确立，并受列强同意保护的欧洲政治体系。敝国政府坚持已奉行一个世纪以上的格言，也决不容忍法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法，自命为低地国家的主权者，或欧洲权利或自由的仲裁人。
1793年1月21日，法国政府砍了路易的头。23日，这条消息传抵伦敦，乔治三世震惊，大多数英国人民也惴惴不安。1月24日，不列颠政府命令法国大使肖夫兰侯爵离开英国。2月1日，法国对英、荷两国宣战。
乔治三世欢迎这场战争，相信战争会团结这个国家。皮特担忧这场战争，付出了全部精力。他召开导致第一次联盟的协商（1793年），由不列颠、葡萄牙、西班牙、撒丁、那不勒斯、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参加。他向王国内的每个阶级和团体附征重税，并一再资助给他的盟国。他紧抓法律以对付任何防卫法国或大革命的宣传。他终止新闻自由，并于1794年停止保障每位被逮捕者尽早审判或迅速释放的《人身保护令状》，政治疑犯此时可以拘留而不审判（法国亦同）。在一次反战示威发生后，《聚众骚动法》（The Seditious Meetings Act，1796年）禁止除在政府批准和控制下的50人以上的聚会，批评不列颠宪法者被放逐到澳大利亚的植物湾7年。卓越的激进人士——约翰·霍勒斯·图克，语言学者；约翰·泰尔伏，柯勒律治早期的朋友；鞋匠托马斯·哈代，伦敦通讯社的创办人——都被控叛国罪而接受审判（1794年5月），由托马斯·厄斯金辩护，并全部获得释放。
不列颠的上层阶级发现自己在花费不赀的美洲殖民地叛乱后不久面临另一次革命时，这些审判正泄露了他们感受到的痛苦。有千年之久的国王和贵族的世界似乎即将崩溃，农民焚毁封建堡垒和地契，城市民众囚禁皇族并割下几百名贵族的脑袋。这种种情况，使许多不列颠人感到，是无神论的法国哲学家们和他们的英国模仿者——葛德文和潘恩影响的结果。现在，无神论的法国军队随时会攻占荷兰和莱茵省，不出一两年，他们也许要侵犯英格兰。只有1500万人口而没有一支常备军的不列颠，如何能在战争中击败拥有2800万人口和一支强大军队的法国呢？
皮特全部了然于心，他想到金钱尤甚于人，人可以用钱来收买，如果不能在英格兰买到，那么就能在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买到。英格兰有钱，每天有来自商业、工业、土地、殖民地、借贷等方面的收入，每种消费物资，及各种赋税。这些岁入可装备一小支军队，抵抗未必会发生的侵略，它们还可维持不列颠忙碌的工厂。英国报纸的爱国情操和漫画家们是首屈一指的，他们在思想上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总而言之，英国可以建造、装备大量舰只和足够的军备，去控制海洋、封锁每个法国港口、截获在海上的任何一艘法国船只、兼并任何法国殖民地入不列颠帝国的版图。每一个月，海军在巨型舰只的建造、海员的训练和培养上，日渐茁壮。它培养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司令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