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勒律治是介于神经质与犹豫不决之间的一位复杂人物。他爱上伦敦的玛丽·伊文斯，但对维持她习惯的生活方式畏缩不前。她喜欢他蓬勃充沛的神气，却对这种神气所能产生的权利缺乏信心。她掉头离他而去，而他使自己屈就容貌平淡而又贫穷的萨拉·弗里克，她能理家和生孩子，却不能刺激诗兴。
为了维持有希望的婚姻和逡巡不去的梦想，他在布里斯托尔发表更多讲演，入场费每人1先令（1795年1—6月）。这些诉诸群众良心的讲演彻头彻尾都是激进的：贬斥国教为富人的婢仆，除了庄园领“主”以外，根本就不知有主。它们谴责跟法国的战争为一种镇压大革命的意图，而且与历史背道而驰。它们责骂恐怖时代为一种对“皮特之战”（Pitt’s War）的交响，并贬抑“言论禁止令”（Gag Bills）是限制公众意志的政府高压手段。这些讲演吸收了少数热情的听众，在这一连串讲演中，柯勒律治与萨拉·弗里克结婚了（1795年10月4日）。
同年秋天，他初次遇到了华兹华斯。华兹华斯只比柯勒律治年长两岁，却经历过大革命，亲身见过这种幻想。他分担着这位年轻人对波旁皇族复辟的恐惧，却对宾夕法尼亚提不起兴趣，理想的战场是在欧洲，至于萨斯奎汉纳的美丽希望，何不以英国景色宜人的湖畔来满足呢？柯勒律治半信半疑，却留心地注视着华兹华斯，也许还从他那里学到如何去驾驭生命的激流。
他把从书本和他碰到的人那里摘取的智慧做了许多笔记。他热切地遍览群书，有关人类、动物、植物、科学、宗教、哲学、国家、文学、艺术等十几种领域。他具有为我们所知的最饥渴、最有吸引力、最有记性的心智。他的记忆力是他终其一生吸取幻想、理念、片语、论点甚至章节的贮藏所。他经常疏于提及，或有意忘却他资料的来源，而且经常心不在焉地将自己的要点与借用的事物混淆不清。最后，他的记忆负担和难以清理的资料，对于一个心智来说负担过重，以致混淆不清。这个记忆宝库几乎在重重负担下崩溃了。
也许为了疏解他的记忆力，或者为了养活太太，他想到编印和发行一本几乎全由他自己执笔的杂志的念头。他抓住他认识的每个人，征召他的每位听众，当作可能的订阅者，并到处散发“创立说明书：人人都应知道真理，真理能使我们自由。1796年2月5日，星期五那天将出版每隔8日出版一本杂文的第一集（定价4便士），名称为《守夜人》（The Watchman），由S.T.柯勒律治主笔，《对民众讲演》（Addresses to the People）一书的作者”。他讲演时如一位破釜沉舟的激进派人士，反对战争、奴隶制度、报禁，而且特别反对残酷地转嫁给一般人的货物税，这些特质在文集中也有所表现。但是他不建议不论男女的成年人普选制度。“我应当在那些具有对理性容易动摇心智的人士中大胆高谈政治的真理，而决不对那些无知、贫穷，必须要在灼热的感情冲激下行动的大众。”——柯勒律治发现用自己的笔每隔8天填满32页篇幅是很吃力的，渐渐地，需要仰仗外来稿件了。一些认真的读者开始抗议。销路下跌，债台高筑。10期后，《守夜人》停刊了。
1796年9月1日，柯勒律治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他替小孩取名为大卫·哈特莱，取用英国联想心理学第一人的名字。这是一张天真无邪的面孔，却有着一张需要喂饱的嘴巴。同时，他自己感到心脏和肺部有毛病，越来越依靠鸦片来舒缓痛楚。一位友善的自由主义者托马斯·普尔，每年以7英镑的象征性租金，租给他布里奇沃特附近、靠近他在斯托威自己家的一栋小屋时，他已濒临穷困的边缘了。1796年12月31日，柯勒律治、萨拉和大卫搬了进去。萨拉把这栋小屋整理得舒适而干净。柯勒律治在紧邻的一个花园中工作，照顾普尔的家禽和猪，写些易记却不易卖钱的诗篇。
这时，依靠一直蓬勃、澎湃的记忆力，《忽必烈汗》（KublaKhan）一书的腹稿已构思成功了，他大部分时间沉浸在奇异的梦幻中写作：
1797年夏天，作者当时健康欠佳，隐居在一栋介于波洛克和林顿两地的孤立农舍中……一次微恙的结果，服了一帖镇静剂，由于药物作用的影响，他正在阅读……《普卡斯的朝圣》（Purchas’s Pilgrimage）：“忽必烈汗正在此地指挥建造一座宫殿和通到那里的一座富丽堂皇的花园。因此，十里辽阔的肥沃土地围在一栋围墙里边了。”在椅子上，作者足足熟睡了3个小时，至少对外在的感觉来说应当如此。在那个时间中，他有最动人的信心，他至少写了200到300行……并无任何努力的意识和感觉。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对全部情形历历在目般清晰，就拿起笔、墨水和纸张，立即热烈地把当时记得的全部情形写了下来。
这篇著名的序被解释为一则寓言，柯勒律治用它来自欺，或欺骗别人接受这个《忽必烈汗》的纯真观念和简明续篇。不过，一位作者，每当在白天铸造了一些片语后，会在梦中继续铸造下去，这并不是一件稀奇事。但是，这些佳句几乎经常在睡眠者醒来时就沉入潜意识中了。也许，对于柯勒律治来说，鸦片不仅诱致做梦，也诱致幻想，而这段文章就是做梦的部分产物。无论如何，柯勒律治以他特殊的韵律技巧和头韵，将普卡斯的散文变成英语中最有吸引力的未完成的作品之一。
1797年对于柯勒律治来说，也许比《忽必烈汗》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一封到雷斯塘去访问华兹华斯兄妹的请柬。他辞别了萨拉和大卫，几乎步行前往那里。6月6日那天，他遥见到目的地，激动地跑过原野奔往诗人的大门。威廉和多萝西打开门和他们的心扉时，在这3人中的一个新里程又展开了，这也是文学史上最有收获的一次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