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勒律治是我们所知的人物中最有趣的一位，在天才、妩媚、孱弱、观念和缺点上，也以他为最多。他在爱情与道德、文学与哲学上，从纯理想主义一直走到大纷乱的尽头。他剽窃的作品之多不下于他的创作。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生于1772年10月21日，是约翰·柯勒律治的第10个、也是最后一个儿子。约翰是小学校长，也是那时德文郡奥特瑞镇圣玛丽教堂的教区牧师，一位高等数学家、古典学者和东方语言专家，《拉丁文法评注》（A Critical Latin Grammar）一书的作者。后来用“S-T-C”3个字母来标识自己的儿子，却在这份学术遗产前碰壁了。但是，他几乎在每段中放上一些拉丁或希腊的语尾而光大了这份遗产。
他后来回忆起3岁到7岁时：
我变得急躁、胆小，还是一位饶舌者，男同学们不让我和他们一起玩，而且经常折磨我。因此，孩子的嬉耍我得不到乐趣，但我不停地阅读……6岁时，我已读过《贝利萨留》（Belisarius）、《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和《天方夜谭》……我受到幽灵的纠缠……我变成一位梦想者，对一切体力活动都有一种厌倦感。我急躁、情绪不稳……懒散……所有的男孩子都恨我——因为我能阅读和拼字，并有……记忆和理解，迫使我几乎早熟，每位老妇人都宠我，也对我好奇。因此，我变得十分虚荣……在我8岁以前，我已经是一个人物了。敏感、有创见、虚荣、懒散，感受强烈，对穿过我理解的轨道的人深表轻蔑，便是我那时的特点。
挚爱的父亲之死（1779年）对柯勒律治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两年后，他被送到基督公学（Christ’s Hospital）设在伦敦的一所慈善学校深造。食物很差，管理严厉。他后来说那种可耻的处罚，对被家庭忽视的小孩加倍严厉。他们要他成为一位牧师，他却渴望成为一名皮鞋匠。1830年（那时，他的记忆已经不可信了），他说出了他遭受的唯一一次鞭打：
约13岁时，我到一位皮鞋匠那里求他收我作学徒。身为一个老实人，他立刻带我到鲍耶（校长）那里，校长大为震怒，一拳把我打倒在地上，而且……问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十分渴望成为一位皮鞋匠，我痛恨成为一位牧师。“何以如此？”他问——“因为，老实说吧，先生，”我回答说，“我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就为那点事，没有多少争执，鲍耶就打了我。
很显然，他已经摘过一些知识禁果，也许摘自国王街（King Street）的巡回图书馆。那间图书馆，他后来以他不朽的文字描述过：
我读遍目录中的每一，包括对开本的和其他一切书籍，不管我是否了解……冒着一切危险偷偷地弄到我每月有资格该有的两卷书。想想我在14岁时是什么情形了，我的热情不辍。我的整个人是——对现实的事物一概不顾，蹲在一个阳光普照的角落里，读书，读书，读书。
当然，这里有些夸张。无论如何，他在剑桥耶稣学院的基督公学里表现得十分出色（1791年）。他在那里研修高等数学和最困难的希腊文。“我阅读品达的诗集，疯狂地用希腊文作诗……在休闲的时间，我翻译阿那克里翁的作品……我也学习拉小提琴。”
柯勒律治毕竟就是柯勒律治，我们一定要斟酌这种夸张。无论如何，他忽略了健康，自1793年起一直患着风湿性热。他发现了用鸦片来解除痛苦。这是那时一种通常的止痛剂，但柯勒律治养成了习惯。他的学术研究缓慢下来了，他使自己对时事有较多的兴趣。不过，他透支了家里供给他的津贴，以致负债。在债主的催逼下，为了躲开他们，他突然离开剑桥，于1793年12月投效正准备组织起来对抗法国的陆军。他的哥哥乔治以40金币使柯勒律治从军队中解脱出来，并劝他重回剑桥。他设法于1794年毕业，但没有得到学位。这几乎困扰了他，就在这时，他已发现了空想主义。
他因此而丧失了宗教信仰。法国大革命对他的刺激几乎正如对每位英国文人和穷青年的刺激一样。1794年春，他在牛津的朋友罗伯特·艾伦说，牛津的几位学生渴望改革不列颠的制度和习惯。艾伦说，一名学生非常杰出，已写下诗篇庆贺社会动乱。柯勒律治能否到牛津一趟，与这群学生见个面呢？1794年6月，他到了牛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