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国执这个时代政治舞台的牛耳，英国则在文学上居于领导地位。除了夏多布里昂的散文外，法国还有什么可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和雪莱比拟的呢——还不包括济慈在内呢，他的杰作超越我们现在的范畴。紧接着伊丽莎白一世之后，这是英诗在4个世纪中最灿烂的一个时期。
信札也可能是文学作品，因为拜伦和柯勒律治的信牍似乎比他们的诗篇更要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赞赏。那时，通常收信者给付邮资时，他为他的邮票支付了实质或形式上的代价。但是，收到如此大家的一封信，可能是死后重生的一张护照呢。
报纸不是文学。报纸多是折成4页的一张纸，第1页和第4页刊登广告，第2页是政治新闻，包括前一天国会活动的一篇摘要。伦敦有好几家日报，主要是：《泰晤士报》（The Times），创立于1788年，约5000名订户；《快讯报》（The Courier），1万名订户；《晨报》，民权派的机关报，有柯勒律治的特写《领袖们》的方块专栏；《咨询报》（The Examiner），利·亨特（Leigh Hunt）这种自由派人士的笔会和喉舌。郡或区的中心各有自己的一份或两份报纸，一份属于保守派的，一份属于改革派。还有好几份周刊，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威廉·科贝特的《政治记录周刊》（The Political Register）并且还有好几份有关政治、社会和文学评论的期刊，其中最有权威的是由法兰西斯·杰弗里、亨利·布鲁厄姆和西德尼·史密斯 于1802年创办、用以辩护进步观念的季刊《爱丁堡评论》和由约翰·默里、罗伯特·骚塞、沃尔特·司各特于1807年创办、用以辩护保守派使命的《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
报纸的影响力在英国社会不断增强。它不再是艾迪生和斯梯尔悠闲时代的一种文学媒介，它已成为广告商的一个销售对象和政治团体的一个工具。由于广告商依据销售数来给付广告费，编辑和发行人必须权衡大众的意见，经常牺牲当权政党的观点。于是，报纸讽刺国王的那些饭桶王子，即使政府尽一切努力来维护他们也是枉然的。渐渐地，19世纪报纸变成了一种工具，最后变成了正在抬头的民主政治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