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德文的《质疑》一书激起了另一本更有名的书的印行，因一位反对父亲的自由哲学的儿子不寻常的反动而推波助澜。
丹尼尔·马尔萨斯是一位稍微与众不同的人，是大卫·休谟和卢梭的朋友。对文明，他怀着苏格兰人的怀疑论和瑞士人的悲观论。他亲自负起儿子的学前教育，相信托马斯·马尔萨斯会是跟自己和葛德文一样的一位守法的激进人物。托马斯读完剑桥，于1797年加入国教会从事神职。葛德文的书一问世（1793年），父子两人就书的内容有过多次有趣的辩论。托马斯没有他父亲对这的热情。他感到这种理性占上风的空想将会不断地因简单的事实而变得毫无意义，已经简赅地宣布在《传道书》中了：粮食的供应增加时，其优势不久将因人口的增加而抵消。地球的生产力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性欲却是无止境的，人口的成倍增加——因早婚、任意生育、婴儿和老年死亡率的降低——一定很快消耗掉增加的粮食。父亲却不接受这种计算，但他称赞这种争论的精神，要求儿子写出见解。托马斯照做了，结果于1798年出版了《影响未来社会改良的人口原则》（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一文，即《人口论》。
该文开始以一种道歉的口吻请文中反驳的两位持乐观主义的作者息怒：
我不怀疑如葛德文和孔多塞这些人的天赋……我以非常愉快的心情读完他们论人类和社会的完美性的某些推论。我就他们提出的迷人远景感到温馨和喜悦。我恳切地希望着这样愉快的改善。但是，就我所了解，我在他们的方法上看到了巨大而难以克服的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就是我目前要阐释的目的，同时我宣布决无要刷新朋友们的意见而沾沾自喜之意，只是没有事情比看到这些意见完全除去后可给予我较大的快慰了。
马尔萨斯有意将他的论辩用数学形式表示。粮食供应每25年呈算术级数增加（从1到2到3到4等的增加）；人口，如不加阻止——每对夫妻准许养活4个孩子——每25年就成几何级数增加（从1增到2到4到8到16到32……）。照这种比例，“在两个世纪内，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例会是25比9的状态；在3个世纪中，会是4096比13的形态，而在2000年中，其差别就成了天文数字”。人口何以没有如此激烈地增加的理由是，人口在再生产上受到消极和积极两种抑制的限制。消极的抑制便是防患未然：因贫穷或其他原因使婚姻期延长，“不道德”（vice，马尔萨斯此处是指婚姻外的性交）、“反自然的感情发泄”（同性恋、鸡奸等）和其他许多婚姻中或婚姻外的避孕方法。这些消极因素不能维持人口与粮食供应的平衡时，自然和历史提供了早已在个人方面发生作用的积极抑制：杀婴、疾病、饥荒和战争，痛苦地使出生率和死亡率保持平衡。
从这种悲惨的分析上，马尔萨斯引出了惊人的结论。首先，提高工人的工资无用，因为如果工资增加了，工人就会提早结婚和生育子女，人口就会增加，人口的增加比粮食要快，贫穷就会恢复。同样地，提高“贫穷救济的比率”（照顾失业者的税收），将是对游手好闲和大家庭的一种刺激，人口的增加将再度比物资快，购买者之间的竞争会让卖家提高有限的物资的价格，不久穷人又像以前一样贫穷了。
为了彻底诋毁葛德文，马尔萨斯继续考虑哲学的无政府主义的“梦想”。如果政府消失了，“每个人就不得不用武力去保护他的小店”，如同法律和秩序失调时，我们闩住门窗一般。“自私自利将占上风，争斗将永无宁日。”生育限制撤除时，人口增加就会超过粮食生产，过剩的人口就会缩减每个人的粮食分配量，美丽的理想就会崩溃在绝望的竞争、物价和工资的螺旋形上涨、不可避免的混乱和蔓延的悲惨中。政府应该使私有财产制受到保护以鼓励生产和投资，私人的暴力应受到公共力的扼制。历史应返回到其传统的公式上：自然的产物由人类的本质来区分。
在这篇短论的补遗中，马尔萨斯较前一篇文字更为清晰而严苛地主张防患于未然的补救之道，而使因自然和历史上使用的灾害治疗法变得没有必要。他提议停止贫穷救济和放弃对自由企业的干涉，供需律应留给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顾主与职员之间的关系去运作。不鼓励早婚以维持生育率的降低。“我们的职责”是“不结婚，直到我们有能力抚养我们的孩子的美好愿景”。总之，在婚前和婚后，人们必须学到道德上的抑制。“在发情和……结婚的这段中间期，必须……在严格的贞节中度过。”在婚姻状态，无须任何方法或形式的避孕方法。如果这些或相同的规律不被遵守，我们就得让饥荒、流行性疾病或战争来定期缩减过剩的人口。
这篇《人口论》的短文被英国保守的百姓奉为神谕。对罗伯特·欧文这些自由派人士要求以立法来缓和供需律，国会和雇主们在抵制上有了根据。威廉·皮特撤回了他已提出的扩大贫穷救济的法案。已经由政府采用来抗拒英国激进派的措施，因马尔萨斯的“这些空想贩子正在勾引简朴的人们走上悲惨的幻想”的主张，似乎得到了辩护。英国的厂商们因此增强了以低工资政策有益于规律劳工和服从的信念。李嘉图用马尔萨斯的理论，作为他的“忧郁科学”的基础（卡莱尔以此来命名经济学，是读过马尔萨斯之后）。至此，几乎每种工业革命上的不幸事故可能都归咎于穷人的多产上了。
自由派人士最先被马尔萨斯的短论弄得惊惶失措。葛德文费了20年的时间才草拟了他的答辩，然后他的《关于人口，对马尔萨斯的答辩》（Of Population，an Answer to Malthus，1820年）一书，几乎是重复他的希望，同时抱怨马尔萨斯已经将进步的朋友变成数以百计的反对派了。威廉·黑兹利特是一个例外，在《时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1824年）上一篇论马尔萨斯的短文中，他用尽一切尖酸刻薄的词句予以反驳。他认为，植物的生产可望超越妇女的生产。“一粒玉米其自我繁衍的速度甚至远超过人类。一蒲式耳的麦可种满一块地，那块地会提供20块其他土地种植的种子”，不久就呈现郁郁葱葱的一片景象。
后来的作者们引述一系列的事实以平息马尔萨斯派的恐惧。在欧洲、中国和印度，自马尔萨斯后，人口已增加一倍有余，然而他们的人民吃得比以前要好。在美国，自1800年起，人口已增加好几倍，尽管较低比例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粮食的供应更充分，而且有大量的余粮供输出之用。与马尔萨斯的观点相反，提高工资不是带来生育率的增加，而是降低。问题不再是种子或田野的缺乏，而是操纵城市和乡村的农工业机械的能源供应的短绌。
当然，对马尔萨斯的真正答辩是避孕——它在道德上的容忍、广泛的普及、较大的效率和较低的花费、思想的俗化冲破了对生育控制的神学上的障碍。工业革命使儿童不再在农村中作为经济资产而变成童工，教育花费的高昂和都市的逐日拥挤，都变成了城市经济上的阻碍。男人和女人认识到那种改变的状况，而不再需要大家庭了，即使目前更具破坏力的战争技术的发明使大量年轻人死于杀戮中。
所以，对马尔萨斯的答辩不来自葛德文的理论，而是“新马尔萨斯派”（Neo-Malthusians）及其生育控制的宣传。1822年，斯普莱斯出版了《人口原则的图解和证据》（Illustrations and Proofs of the Principles ofPopulation）一书。他接受马尔萨斯人口的增加较粮食供应迅速的理论。他同意限制是必要的，但不是用延宕婚姻的方法，最好是做好避孕措施。他自费印刷传单在伦敦散布，辩护生育控制，直至他83岁去世（1854年）。
马尔萨斯亲身体验了斯普莱斯论点的压力。1824年，他投给《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一篇文章修正他的理论，撤销他吓人的数学比率，并重新强调人口过剩为竞争生存的一个因素。许多年后，查尔斯·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1838年10月，在我开始有系统地质疑后15个月，我偶然为了消遣而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十分钦佩生存竞争之说……从对动物习惯的长期、不断的观察上，这种论点立刻令我想到，在这种环境之下，比较适合者就被存续下来，而不适合的就被毁灭。这种结果就是一个新品种的形成。至此，我终于抓到了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了。
几乎经过了一个世代的进一步研究和思索后，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观念的进步修饰了“巨大生物链”（Great Chain of Being），并构成了文明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