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葛德文是他那个世代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哲学家。“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作品，”黑兹利特于1823年初写道，“给予这个国家的哲学见解，能如著名的《政治正义论》一书引发的骚动。”“丢开你的化学书本，”华兹华斯告诉一位年轻学生，“去读一读葛德文的《论必然》。”而在葛德文的晚年，他怀疑起自己时，他看到他的观念由他的女婿雪莱用诗歌来传播。如果不是为他的书索偿过高，他也许就不会被置于牢狱之中了。
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献身于在葛德文身上变成决定论的命运注定论。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威廉本人接受了圣职者的教育，而且以牧师的身份在许多小镇上讲过道。他在斯托马基特行使职责时，被一位年轻的共和主义分子介绍给一群法国哲学家，他们不久倾覆了他的信仰。他从霍尔巴赫接受了无神论，在稍后的几年中，他仁慈地在他拥挤的卷帙中替上帝找到了一个位置。他从爱尔维修接受教育和理性，作为空想渊源的信仰。他追随卢梭，接受人性本善的主张，但他喜欢无政府主义甚于卢梭的万能政府。他放弃基督教牧师的职位，开始用笔和墨赚取生活费。他加入“革命家”俱乐部，与斯坦厄普爵士和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为伍，但大部分时间，他从事孜孜不倦的研究和写作。1793年，33岁时，他发表了那个时代最激烈的重要著作。
他命名此书为《政治正义论及其对一般道德和快乐上的影响》（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这显然是一本论政府的书，它几乎包含了所有哲学上的问题，从认知到政治才具，止于讨论上帝的问题。他蔑视天堂和地狱的寓言是促使人民服从和帮助政府统治的诡计。他贬斥公然宣誓接受官方信仰的《39条条款》而私底下弃置不顾的牧师们。他拒斥自由意志，但意志如作为一种不同的官能看待的话就另作别论。他视意志仅是刺激、情境或欲望的意识反应的一个抽象词汇。由于行为决定于遗传、个别经验和目前的环境，我们不应当以愤怒或丑诋的行为对待别人的错误行为，我们应当以矫正甚于刑罚的态度改良我们的刑罚制度。不过，使用赞扬、谴责和处罚作为对未来诱惑的正确记忆是必要的。
我们应当赞扬什么、谴责什么呢？道德上的善，还是道德上的恶呢？而善是什么呢？步爱尔维修和边沁之后，葛德文界定善为促进个人和团体的快乐，而他界定快乐为身体、心智和感觉上恒久的愉快。这种伦理学不是快乐论的或官能上的，因为它排列知性的快乐在那些感受之上。它不是自我主义或自私自利的，因为它承认个人是团体的一部分。而团体的善优于其组成的个体的安全，列于所有最高快乐中的，便是个人从贡献给他的同辈们的快乐上获得的那种快乐。我们的合群本能产生利他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可给予我们较任何感觉或智性上的愉快更要敏锐、持久的一种愉快。能仁慈就能快乐，不仁慈就会忧郁。“道德，人类快乐的学问”，是“约束个人于同类的原则，及计划劝导我们、塑造我们的行为走上最有助于全体利益之路上的诱因”。
然而，正义就个人和团体而言，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快乐的行为准则。“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为了团体或个人的安全。”由于个人期望如适合他的安全一样多的自由，“人类最期望的状态，是维持就个人独立侵入最小的一般安全”。因此，婚姻便不需要政府或宗教的批准了，两位成年人生活在一起的共同合议就足够了，而这种结合依据一方的愿望便可解散（这句话特别取悦雪莱）。
葛德文不喜欢政府。无论它们的形式和理论为何，它们事实上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他拒斥保守派认为“大众是天生低贱和经常具有内在的残忍性，因此必须用寓言、恐怖或力量来统治”的看法。跟欧文一样，他认为大多数人的低贱是由于不适当的教育、狭窄的机会或环境上的挫折之故。骗钱的人因立法上的诡计或司法上的庇护而免于刑法追诉的案件时有所闻时，他嘲笑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他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接受财产制度和财产继承，反对政府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但是，他坚持私有财产应视为公共信托，并警告财富集中会招致革命。
不过，他没有革命的意趣。“直到人类的特质在根本上改变了”，任何对现存制度的强力抛弃，任何重新分配财富的暴力意图，都会导致社会混乱，比它要除去的不平等带给共同幸福更多的伤害。“意见的革命是要获致较好的财富分配的仅有方法。”而这需要学校和文学漫长和耐心的教育过程。
但是，从国立的教育制度获得一般性教育是一种错误，因为这些会成为引起战争的民族沙文主义，目的是注入盲目服从的政府宣传的工具。教育应留给私人去办，应经常说出真相，并使学生熟悉理性。“理性不是一种独立的原则”或技能，“而且也没有引起我们行动的倾向。就实际的观点而言，它只是一种对不同感受的比照和区分。理性……是依照不同的激情”或冲动而设计的“相对价值，用来节制我们的行为的”。“道德非它，而是结果的一种预测”，包括对团体的结果在内。“因此，我们期待我们的社会状况改良，便是对理性的改良。”
由教育到乌托邦的路是悠长、艰辛的，但人类在那条路上有了一些进步，而它进一步是没有可见的限制存在。这个目标是人道的充分的启迪与理性和自由的行为的远见。无政府主义是遥远的理想，但是经过许多世代，它依然是一个理想，而人类的本性需要某些政府形式。我们必须不断希望，在我们未来纯洁的子孙中，智力渐渐地进入有秩序的自由中。
葛德文身上必定有一道丰富的智慧之泉，1794年——在他的巨著《质疑》出版后一年——他出版了被那个世代的许多人评为杰出的小说《迦勒·威廉姆斯》（Caleb Williams），该小说表现出“政府闯入社会各层面去的精神和性格”。作者在这本小说中加入他亲身体验的罗曼史：他娶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7年），收养了她的女儿范妮·伊姆利，和玛丽生活了一年。“我敬重她的智慧，”他说，“与她高贵的慷慨性格，仅仅温柔不能产生适合我们体验到的愉快。”我们已经知道，她于生下玛丽·葛德文·雪莱后不久就去世了。
1801年，他娶了玛丽·简·克莱尔蒙特夫人（Mrs.Mary Jane Clairmont），她的女儿（与第一任丈夫所生）成为拜伦的情妇之一。葛德文和妻子借出版书籍来供养他们血统复杂的子女，其中一本是由查尔斯和玛丽·兰姆出版的《莎士比亚的故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与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友谊式微后，葛德文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时光，他也有一般老年人趋向保守主义的论调，而自顾不暇的雪莱帮助了他。1833年，也许是历史讽刺，他不得不容忍邪恶的政府，使自己成为“财政部的一位自由门房”，直到去世（1836年）。这份工作给他一份足可果腹的微薄年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