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潘恩——欧美大陆都以此称呼他——是一位英国人，1737年出生于诺福克赛特福特的一个教友会教徒的家庭。听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忠告，他于1774年移民到美国，在美国革命中采取一种积极的立场。华盛顿赞誉潘恩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1776年1月）在“许多人的心智上”具有“决定性的改变力量”。在革命战争期间，他以纳萨尼尔·格林将军侍从武官的身份，发表一系列短论——《危机》（The Crisis）——以维持革命军和市民的精神，其中的一篇短论以一句名言作为开始——“这是一个考验人类灵魂的时代”。1787年至1802年，他大部分时间住在欧洲，在英法两国为法国大革命努力。我们见到他冒着砍头的危险为路易免受死刑而奔波。1793年12月，显然是在罗伯斯庇尔的教唆下，国民议会颁布驱逐所有外国人为其会员的命令。议会中只有两名外国人：卡西斯·克罗茨和托马斯·潘恩。趁着被逮捕前的一点时间，潘恩匆忙地写下一些文字，就是今天《理性世纪》第一部分的文字。他将手稿送到美洲，附有如下献词：
致我美利坚合众国同胞：
我将附列的作品交付你们保护。它包含我对宗教的意见。记住，我时常不遗余力地支持每个人有其自己意见的权利，不论与我的意见如何不同，你们会给我做一决定。否定别人的权利，使自己成为目前意见的奴隶，因为他排除了自己改变意见的权利。
对抗每种错误最可怕的武器便是理性，我从未使用过任何别的武器，我深信我决不会去使用的。
你深情的朋友和同胞。
托马斯·潘恩
1794年1月27日，巴黎
一开始，潘恩就他为何要写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理由：不是要摧毁宗教，而是要从斫伤社会秩序的非理性形式中阻止其腐败，“免得在一般迷信邪风、政府的虚假制度和虚假的神学理论中破灭，我们失去了真正的道德、人性和神学的视野”。同时，他自信地补充说：“我信仰一个上帝，别无其他，我希望死后的安乐。”
接着，他拿出“奥卡姆的剃刀”：
我不信仰由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新教教会公然宣示的教义，也不信仰任何我知道的教会的教义。我自己的心智就是我自己的教会。一切国立的教会机构……在我看来不过是人类的发明物，设立来恐吓和奴役人类，来垄断权力和利益的。
他称赞基督为“一位有德行、和蔼的人”，而“他谆谆劝诫和笃实践履的道德便是最仁慈的德行”。但是，他受到上帝眷顾的故事，只是盛行在异端中的神话的一种变形。
几乎所有生活在异端神话中的异人，都誉之为上帝的儿子……上帝与妇人们的媾和是那时一种通行的意见。依据他们的叙述，他们的朱庇特与几百名妇女同居。因此，这则故事没有什么新鲜、奇特或猥亵之处。这种意见是盛行在当时称作“非犹太人”（Gentiles）之间的共同看法……也只有那群人相信不疑。严格地只相信一神，并不断地驳斥异端神话的犹太人，从不信任这则故事。
因此，基督教神话仅仅是异端神话的一种新形态：
那时追随的三位一体说，只是以前两三千年来的多神论的一种缩影。玛利亚的地位是继承艾菲索斯城的狄安娜的地位，英雄们的神格化变为圣哲们的圣徒罢了。神话学家们使诸神化为万物，基督神话学家们则使圣哲化为万物，教堂如万神殿一般拥满了同一信仰的群众……基督教理论比起古代神话学家们的偶像崇拜并无多少差异，适应在权力和岁入的目的上，它尚未到涤除模棱两可的错误而保留理性和哲学的时期。
潘恩接着摇动他的理性探照灯到《创世纪》一书上，因为不能忍受那些寓言，他专注到夏娃和苹果上面。他和弥尔顿一样，被人类的第一位叛徒撒旦迷住了。此君是一位想要废止一位君主而被投进地狱中的天使，在那里忍受无尽止的折磨。但是，他必须不时躲避那些永不熄灭的火焰，因为他已找到进入伊甸园之路和可能最迷人的诱惑。他可能向夏娃许诺知识，向基督许诺半个世界。潘恩感到惊奇，基督教神话给予撒旦不可思议的荣耀，它假设他能迫使上帝把他的儿子送到犹太（Judea）及被钉上十字架，为他恢复这个星球上一小块显然还爱着撒旦的土地。纵然有那种钉上十字架的事，魔王（the Devil，指撒旦）仍然保持了一切非基督教的领域，在基督教国度里也有几百万名仆人。
这一切，我们怀疑心很重的人说，是依据从摩西到圣保罗记下的全能的神自己的话，提供给我们最严肃的证据。潘恩认为这种说法只适于育婴室及忙于面包和牛油、衰老病死、无暇去怀疑神学家们卖给他们期票的成人们的故事。对意志较强的人，他也提出上帝的形状并不像人类，而应理解为宇宙的生命：
只有在《创世纪》中，我们所有诸神……的观念才能结合为一体。《创世纪》说出了一种人类全体的语言……而上帝的这种道的启示，是全人类为了解上帝所不可少的。
我们要默察它的权力吗？我们从无限大的创世中见到它。我们要默察它的智慧吗？我们从主宰着无限的整体不变秩序中见到它。我们要默察它的宽宏大量吗？我们从它充塞在地球上的每个角落中见到它。我们要默察它的慈悲吗？我们从它的胸襟中见到它。总而言之，我们要知道上帝是什么吗？不要从所谓的《圣经》上探究……而是从称作《创世纪》的圣经上去了解。
他自1793年12月28日起受监禁，直到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垮台。11月4日，“国民会议尽他们的权力所及补偿了我遭受的不正当行为，全体一致通过邀请我重回国民会议……而我接受了”。在动乱不安的11个月的反动中，他写出了《理性世纪》的第二部分，这部分致力于对《圣经》的刻意批评，对早已提供较为学术性的研究——许多是由牧师们从事的——则绝少增益。在英美，他对上帝信仰的主张，他对《圣经》的狂热驳斥，则因人民重视和政府珍惜《圣经》之故而得不到重视，他发现自己在出生地和归化地得不到尊敬。1802年，他回到纽约时——那里曾赠给他在新罗谢尔300英亩的产业，答谢他以前对美国大众的贡献——他受到了冷淡的接待，因杰斐逊的忠诚友谊而使情况没有更糟。他的最后7年，因耽于饮酒而变得黯淡无光。他1809年死于纽约。10年后，威廉·科贝特才将潘恩的遗骸移到英格兰。在那里，他不屈不挠的精神通过他的书籍，在产生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案》（The Reform Act）的长期奋斗中，扮演着一种角色。
虽然潘恩称得上一位自然神论的信仰者而非无神论者，许多基督教的信仰者感到他的自然神论只是他不相信一位人格化上帝的一种文雅的掩饰。威廉·佩利，维尔茅斯的教区牧师，在《基督教证据便览》一，就他的信仰提出了十分有力的辩护，直到1900年此读物仍然是进入剑桥大学的优先读物。不过，更为有名的是他的《自然神论》（Natural Theology，1802年），该书从科学自身累积在自然界中设计的证据，证明至高智者（Supreme Intelligence）的存在。他辩称，如果一个没有见过表的人遇到一只表，并检查了它的机器，他会否认是某些智慧者设计的吗？那么，在自然界中，难道没有数千种运作是对一种期望效果的有意安排吗？
一方面，我们见到智者之力安排行星的组织……另一方面……供给一只蜂鸟的细毛用作歙合的一种适当机器……每种有组织的自然体，在它含蕴的生存和繁衍的食粮中，就创世主方面说，恰恰证明了表达导向这些目标的一份谨慎。
英格兰半数有学问的人，开始讨论佩利的著作了，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和黑兹利特在克吉刻开始生动地辩论了。自然神论有很长的一段生命，伟大的达尔文在形成他的反对论——官能对期望的目的上的适应是经过自然淘汰而发生的——之前，曾很仔细地研究过它。佩利之后一个世纪，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进步的创造》（L’Evolution Créatrice，1906年）中雄辩滔滔地重写了《设计的论辩》一文。这场辩论一直继续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