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战争期间，上千名不列颠艺术家在养活家人和实现他们的梦想之间挣扎。在报酬和名誉上，用漫画来表达过去的情形而发表在报章上的漫画家并不是最卑微的一群。对于这群恶作剧的天才们而言，拿破仑是一份恩惠，因为他们每日的“小邦拿”讽刺画（Satires of“Little Boney”）——或者“地中海的混血儿”（the Mediterranean mulatto），如《晨报》就这样称呼他——是送到一位精疲力竭的战争英雄手中的子弹，成为那位愤怒的国王自尊心上的一根芒刺。
这群讽刺画家中最伟大的一位是托马斯·罗兰森。其父是一名富有的投机商人，他在素描天才上得到充分的鼓励。在皇家学院研修结束后，他到巴黎的皇家艺术学院就读。返回伦敦后不久，因他的素描而赢得喝彩。他父亲因在赌博上输得倾家荡产而突然变得一贫如洗，他却因得到一位在法国的姑妈济助3.5万英镑而重新恢复生机。讽刺他那个时代的荒谬和虚伪是自由的，他画出一位女公爵为了争取屠夫的一票而去吻屠夫，一位胖嘟嘟的教区牧师从一名面有菜色的农夫手中接过一只猪作为什一税，一群海军军官到码头上猎取妓女等讽刺画。他不断创作情节错综复杂的漫画——《沃克斯霍尔花园》（Vauxhall Gardens）、《巴斯风光》（Comforts of Bath）和举国知名的滑稽连环画《辛塔克斯博士游历记》（The Tours of Dr.Syntax）。他对政客、喝酒喧闹的人和傻瓜们的愤怒，导致他用夸张的手笔画出值得原谅的夸张漫画。他的许多素描过分夸张了猥亵的一面，他的讽刺失去了一切有益的怜悯，他的后期作品表现出鄙视人类的气息，好像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位受爱戴的母亲或一位慷慨好施的人值得去赞扬。
更为通俗的是詹姆斯·吉尔雷的漫画。读者争着在书摊上抢购他的初版漫画书。与罗兰森一样，他读过皇家学院，成为一名卓越的艺术家，他的想象力生动，线条稳健。他的艺术几乎都着重战争方面：拿破仑是一名侏儒，约瑟芬是一位卖鱼婆，福克斯、谢里丹和霍尔内·图克（以上诸人都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匍匐在一家伦敦的俱乐部里，静候着大革命的胜利。他的讽刺画观念粗俗而形式精美，在全欧各地发行，连垂败中的拿破仑都看到了，在他死于滑铁卢之役前17天。
在那个世代，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版画家，威廉·布莱克在保存时代的错误上刻画得最深刻。他塑造出自己的风格，甚至尝试用蚀刻将课文和插图雕在铜版上以取代印刷。他的文笔超过他的雕刻工具，最后他通过诗来表达感受。
他是一位反叛者，因为他痛恨贫穷，因为皇家学院视雕刻家为技匠而不是艺术家，不准许他们的作品在皇家学院陈列，因为他激烈地攻击皇家学院干涉法令、传统和艺术资源的命令。“英格兰所要的，”他宣布（约1808年），“不是一个人是否有天才和天赋，而是他是否肯任人摆布、圆滑熟练和在艺术上服从贵族们意见的奴才和保守分子。如果是，他便是一位神人。如果不是，他就得挨饿。”他有时几乎挨饿，因为他的素描和雕刻只能得到微薄的报酬，而在1918年的伦敦，这些作品可卖到1.1万美元。他为《约伯书》一书作了22幅插图，这使他1823年至1825年每周有2镑的收入。这些插图以5600镑的价格卖给了（1907年）皮尔庞特·摩根。它们名列历史上最精美的一批雕刻。
布莱克是介于异端和清教徒、古典和浪漫气息的一位复杂的人物。他为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和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的雕刻陶醉。他也感受到健美人体的优雅线条，并将这种优美表现在名为《愉快的一天》（Glad Day，1780年）一画上——一位穿着透明衣服的青年，有着怡然自得的愉快神情。性在他的艺术品中只占轻微的部分，在他的诗中有过多的描述，在他的生活中却并不十分重要，他有一位忠贞、自持、能干而可爱的妻子。他的素描起初偏向古典，线条胜过色彩，形象超过想象。但是，他年龄渐长而又深爱着《旧约》时，他让画笔任意画出穿着袍子的想象中的人物，脸上刻画出生命的迷惘。
在晚年，他为但丁的一作了7幅版画。在病榻上（1827年），他印刷了关于创世纪的《古老的日子》（The Ancient of Days）一书。这是一本集他超自然的想象力和艺术达于纯青之境的集子，在他去世后一个世代，他成了前拉斐尔学派的先驱。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他。
在画家中，除了面包和牛油以外，主要的问题是：他们究竟该与学院派的意见和趣味迎合到何种程度？有些教授对历史题材给予极高的赞许，如绘制值得记忆事件中的著名人物便是。另一些教授则称许能刻画特性的肖像画法——以取悦希望保存在油画里的名人。少数学院兄弟会的会员注意风俗画，因为这种画有大众化的气息。得到最少赞许的是风景画。醉心于风景画的画家康斯太布尔，直到53岁获准成为皇家学院会员之前，一直默默地独自工作着。
1792年，雷诺兹爵士去世，学院选出一位居住在英格兰的美国人充任院长。本杰明·韦斯特1738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他在青年时期就表现了艺术方面的天才，慷慨的邻居送他到费城去进修，再到意大利。吸取了那里的美术馆和废墟上的古典真传后，他来到伦敦（1763年），绘制一些有利润的肖像画，取得乔治三世的欢心，也走上了历史题材的路子。他创作了《沃尔夫之死》（The Death of Wolfe，1771年）一画。沃尔夫是从蒙卡尔姆和法国手中夺取了加拿大的英雄。这幅以现代服饰绘制的现代人物画震惊了皇家学院。不过，长老们认为，大半欧陆上的人士对穿着古代服饰的人物画较为敬重。
另一名美国人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1738年生于波士顿近郊，以他的约翰·汉考克、塞缪尔·亚当斯、柯普莱家族等肖像而赢得声名。1775年，他迁入伦敦。不久，以《查塔姆之死》（The Death of Chatham，1779年）一画达到巅峰。为逃避新古典派的历史人物画法，他以一种创新的写实主义手法来描绘事物。显然，这种手法令学院派不快，却引发了英国绘画史上的一次革命。
皇家学院的教育在苏黎世的约翰·亨利·菲斯利的领导下继续不辍。他于1764年，年方23岁时，就摇身一变成为伦敦的亨利·富塞利（Henry Fuseli）。在雷诺兹的鼓励下，他于1770年前往意大利研修八年。他天马行空的天才并没有完全由古典范本和正规模式治愈。重回伦敦时，他以《梦魇》（The Nightmare）一画骚扰一些睡美人（1781年）。在此画中，一位可爱的妇人梦到她被一群狰狞的妖魔亲近。这幅画的一件复制品挂在西格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研究室里。不去管他本人和他的嘲讽机智，富塞利毕竟成了皇家学院的一名教授，他在那里的讲座常常导入浪漫气氛和拉斐尔前期的风格上。
靠画风景来谋生的困难情形可由约翰·霍普纳和约翰·克罗姆的一生来作证明。霍普纳因爱好风景画而挨饿，然后因画肖像而发达，在绘画的数量和报酬上几乎与劳伦斯争雄。纳尔逊坐下来供他画，威灵顿、沃尔特·司各特及不计其数的贵族们也供他画过。圣詹姆斯宫藏有许多霍普纳的遗作。克罗姆在53年的生命中，几乎没有离开故乡诺维奇一步。他有一个时期画标志，研究霍贝玛和其他一些荷兰大师的画，从他们那里学到从简单的生命中吸取琼浆的方法。穷得不能去游历，他就从诺维奇的穷乡僻壤中寻找题材。他在那里画出了杰出风景画《莫斯霍德荒野》（Mousehoed Heath）。艺术和哲学至此已臻化境了。
劳伦斯爵士步上肖像画的坦途。他是一家客栈老板的儿子，所受的教育不多，接受的艺术熏陶更少：在没有学院的影响下，说他有如何成就，一定会使学院派不开心。他具有一种瞬间抓住人物特征而绘下来的那种属于先天性的禀赋。童年时，在布里斯托尔，他用铅笔作画；青年时，去巴斯，他用粉蜡笔作画；一直到他迁入伦敦（1786年），他才用油漆颜料。也许是他的健美身体和愉快神情使大家乐意打开心扉和大门欢迎他。20岁时，他受委任到温莎宫，为夏洛特·索菲王后画肖像，竟画得非常成功（因为她并不漂亮）。22岁时，他被选为皇家学院的助理会员，25岁时成为正式会员，上百名贵族争相坐在他的画板前面。他拒绝克伦威尔要他画下缺点和优点的忠告。缺点里没有黄金。他改良坐在他画板前面的人物特征，他们毫不抗议。他画出仕女们没有的美貌，他在画里让她们穿着飘逸的薄纱袍子，画出纤细修长的手指和含情脉脉的眼波，让她们在画上摆出优雅的姿态。他的一幅代表作是他于1815年画的英俊、生动的摄政王子的肖像画。有时，如收藏在亨廷顿艺术陈列馆（Huntington Gallery）的《小手指》（Pinkie）一画中表现的，他表现出令人难解的愉快神情，但在他的男性肖像画中，我们看不到由雷诺兹创造的、由他的姐妹传习的那份刚毅的个性。劳伦斯赚了不少钱，出手很大方，成了他那个时代的偶像。他去世时，一队杰出人物组成的执绋行列护送他到圣保罗教堂墓地。
康斯太布尔坚持画风景画，到40岁竟娶不到一个老婆。他的父亲是一位萨塞克斯的磨粉厂厂主，很欣赏儿子的素描和绘画天才，资助他在伦敦研究两年。但是，康斯太布尔的发展很慢，1797年他感觉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便回到萨塞克斯父亲的磨粉厂中工作。闲暇时，他继续绘画。他将一些作品送到皇家学院，获得了入学许可。1799年，他再度回到伦敦，得到父亲一笔资金支持和本杰明·韦斯特的鼓励。另一位艺术家理查德·雷纳格在那年画了他的一幅动人的肖像。
也许是他读了华兹华斯关于温德米尔湖（Lake Windermere）周围风景的诗篇，他也从每片树叶上发现了上帝。1806年，他游历湖区（Lake District），研究被雾水笼罩的群山和在细雨纷飞下愉快的原野风光。他回到伦敦，决心将他的艺术致力于自然。谈到他的风景画时，他希望“用短暂的一瞬间，从绵密不尽的时光中抓到永恒和清醒的存在”。同时，他接受一些临时差使，以维持食宿。1811年，他终于创造了他第一次被誉为杰作的作品——《戴得镇的小路》（Dedham Vale），一幅正午时埃塞克斯的风景画。
约在同一年，他与玛丽亚·比克尔坠入爱河，她的父亲却禁止她与康斯太布尔这样收入微薄的人来往。直到5年后他的父亲去世，留给他一笔可贵的遗产，他才敢表示他的爱意。她的父亲最终被说服，康斯太布尔才娶了他花钱得来的新娘，喜滋滋地画下了目前光耀在泰特美术馆（Tate Gallery）一面墙壁上的她的画像。之后，他绘出英国艺术史上空前的优美风景画——虽然不如特纳的那样有刺激性，但以一份爱心，表达了英国乡间每片叶子的宁静和碧绿的朝气。在那段愉快的时光中，他呈给皇家学院《弗拉富德的水车小屋》（Fletford Mill，1817年）、《白马》（The White Horse，1819年）、《运草马车》（The Hay Wain，1821年）、《索尔兹伯里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1823年）、《麦田》（The Cornfield，1826年）等画。每幅画都是杰作，却赢得极少的赞扬。
1824年，他将《运草马车》送到巴黎沙龙展览；1825年，《白马》到里尔公之于世。每幅画都赢得一枚金牌，而法国评论誉康斯太布尔为一位大师。伦敦的皇家学院不久终于承认他为正式会员（1829年）。
这份光荣来得太晚，对他已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那年他的妻子去世了，也许是因为伦敦的煤烟恶化了她的肺结核。康斯太布尔继续创作如《山谷农场》（Valley Farm）和《滑铁卢桥》（Waterloo Bridge）这种气势雄伟的风景画，但他的后期作品几乎都反映出一份持久不去的忧愁。直到他突然死去，他一直怀着哀伤的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