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欧文生于威尔士的纽敦，父亲是那里一位成功的马具商、铁器制造商和邮局局长。罗伯特童年时身体孱弱，但是他注重自身的保健，而活到88岁的高龄。他9岁时就开始工作。10岁时，他去斯坦福的一位布料商处当学徒。14岁时，他成为曼彻斯特一位布料商的助手。19岁时，他担任了兰开夏一家工厂的经理，年薪为300镑。他在那里待了8年，赢得才智双全的美誉。他贪婪地储蓄、研究和阅读，了解约翰·道尔顿与原子化学，罗伯特·富尔顿与他的蒸汽船，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与他的激进观念和令人难忘的诗篇。1799年，年方28岁，他替自己及两名合伙人买下大卫·戴尔设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新拉那克的纺织厂，并娶了戴尔的女儿为妻，当作这次买卖的红利。她为他生了7个孩子。
新拉那克是一座约有2000名居民的市镇，包括500名经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贫民救济院送来的孩子。欧文后来回忆说：“百姓们过着游手好闲和贫穷的生活，几乎无恶不作，自然债台高筑、健康欠佳和忧愁愤懑。这群人的无知和缺乏训练，养成了他们酗酒、偷窃、说谎和肮脏的习惯，加上在政治和宗教两者的全国性的强烈偏见下，反对一位陌生人要改良他们状况的各种意图。”这个微不足道的小镇，几乎没有公共卫生可言，住宅污黑而脏乱，犯罪被看作一种从沉闷的劳动中解脱的刺激的方法，公共会堂是逃离吵闹的家庭的一个温馨而愉快的避难所。欧文已失去一切超自然的信念，更专心致力于基督的伦理理论，他受到新工业奴隶制和旧基督神学结合的反驳。他决定在成功的资本主义和基督教道德之间寻找出一些调和。
他对5％的投资回报的想法颇为自得，而他的合伙人却大为惊讶。他提高工资，禁止雇用10岁以下的童工。他拒斥马尔萨斯提高工资会增加人口赋予粮食供应上的压力、会提高物价而使实际的工资并未改变的论点。他辩称从大海中可得到无限的食物，增加的人口可因大事培植和新发明的倍增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得到充足的食物，并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但是政府必须采取他提议的改革为前提。他在新拉那克开了一家商店，以便宜的价钱供应生活必需品。他不但在生产技术上，也在生活艺术上不厌其烦地告诫职员们，他对他们保证，倘使他们能互助合作，他们将享受到前所未曾体验到的和平与满足。他在守秩序的习惯、清洁和清醒上似乎争取了许多工人的合作。他的合伙人抱怨他把用来赚取较高利润的钱花在慈善和救济上时，他解散了公司，另组一家新公司（1813年），新公司的股东——其中一人为杰里米·边沁，大为赞扬他的实验，而且同意他5％转投资的观念。
设在新拉那克的工厂获得了举国乃至国际性的声誉。该镇远离主要干道——从格拉斯哥穿过山峦和浓雾，约有一天的驿程。不过，仍有好几千名访客前来参观一所依照基督教原理经营的杰出的工厂，1815年至1825年，有2万人在访客簿上签名。其中包括作家、改革家、殷实商人，奥地利的约翰和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等。1815年，赞同这种经营和结果并邀请欧文到俄国经营类似工厂的尼古拉大公（不久即位为沙皇）来访问。
积14年之体验，欧文感到可以向世界公开这个经验了，因为他深信，如蒙普遍采用，将会“带给未来每一世代每一个人的幸福”。所以，1813年他发表了四篇总题为《社会新观点》（A New View of Society）的论文，成为改革文献中主要经典中的第一篇。他温和地提出他的主张，他向不列颠的统治者和厂商们保证，他没有任何剧烈改革的欲望——也没有这种信心。他的计划不会使任何人遭受损失，事实上，那样会增加雇主的收益，并使英格兰免于革命的厄运。
他提出一个几乎可以作为任何改革基础的前提——人的本质，假设具有陈旧而且不变的竞争并冲突的特质，事实上是从童年的经验和信念陶铸而成的。“最大的错误是个体塑造其自己特质的观念。”相反，每一个体的特质是由他们出生之前及自出生至死亡的无数侵蚀他们的影响力形成的。欧文以不加掩饰的热情在结论中说：“任何特质，自最好至最坏，自最无知至最具启蒙的，可适用于任何社团，在应用某些方法上，甚至可适用到全世界。在指挥、控制之下的大范围内，可适用到各国政府的统治者身上。”欧文从这个原则出发提出两个前提：第一，目前的统治阶级不应因他们的做法和信念而受到责难，因为他们也是过去和现实环境的产物。其次，改革须自教育开始，并从改良学校和增加学校着手。必须努力教导儿童，使他们了解任何人都不会因他的个性或所处的社会和工业环境而受到责难。每个人必须考虑到其他人，必须心甘情愿地合作，必须毫不犹豫地示人以慈爱。因此，英格兰还没有适应一般儿童所需的足够学校时，欧文倡议“每个乡村的统治者应筹划全国性的教育大计和塑造他们子民共同个性的模式……并毫无例外地，由种族而党派而乡村”。
大卫·戴尔在新拉那克已经为儿童教育贡献良多。欧文进一步在他的一栋大厦中设立了他的“新托儿所”（1816年），以使听话的或不听话的孩子都变为无须神学的基督徒。他要求“几乎在他们能行走时就开始”。他与柏拉图一样，害怕他们已经定型或变质的父母们，传给他们的孩子侵略和竞争的精神。他恳求母亲们把年幼的孩子交给他。通常，他教导3岁大的孩子，如气候许可，就让他们在外面游戏和学习。女孩和男孩一样，都接受“三R制” 的训练，不过它们是合并在持家的艺术中一并教导。男孩则要施以军事训练，如女孩一样，他们也要接受唱歌、舞蹈和演奏乐器的训练。这些属于德育的养成课程，是加强在谦让、仁慈和合作的课程上的。体罚是不准许的。每天功课结束时，孩子就回到父母身边。在10岁以前，孩子禁止到工厂工作。
显然，在欧文的学校中没有宗教课程，在晚间的成人补习教育中也没有。对一名启蒙时期的儿童，他深信宗教会使这个孩子的头脑中充满迷信而不智。智慧是至高无上的品德，普及教育是应付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案。进步在这种协助下，是真实而无限制的。在他的工厂和学校里，没有种族和教义的区别，“慈善和仁慈一体共认”。他相信他辩护的方法是朝基督伦理观方向迈进的一种尝试，他热烈地期待他期望的原则带来道德上的乌托邦的实现。
他的第四篇短论（1816年）是贡献给摄政王的，他提出了一些立法上的意见。他要求国会迅速减少含酒精饮料的进口、提高消费税，最后停止批准杜松子酒店和麦酒店的设立，那样酗酒就成为有钱的傻瓜的奢侈品了。他建议为了改良未来子子孙孙的道德，应普及和资助国民学校。他呼吁订立“工厂法”以禁止雇用10岁以下的儿童和雇用未满18岁者从事夜间工作，调节劳工的工作时数和环境，维持定期工厂检查制度。劳工部应定期收集当地劳工供需变动的统计数字，并利用这种资料疏导失业。他呼吁废除国有彩券制度，因为这是“陷害不谨慎和掠夺无知”的一套可耻的计划。
他赞同马尔萨斯的《济贫法》——这是维持失业者和穷人免于饥饿的一个步骤。为了取代由此制度维持的劳工介绍所，欧文提议（1817年）国家应设置公社，每一公社应维持在500到1500人之间，由可自给自足的劳工部门生产可自给自足的衣食和维持其自己教育的劳工组成。
除了向国会请愿毫无结果外，欧文发表了一篇演说《致不列颠各厂商》（1818年），描述他在新拉那克的组织的成功，督促他们不再雇用12岁以下的童工。他们找不出要这么做的理由，他们愤慨欧文将经济不景气归咎于投资超过人们购买力的分析。他们指责他没有真正了解雇主必须面对的问题，或不了解只有宗教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
最后，欧文转向劳动者，在一次《致劳动者们》的演讲中寻求他们的支持（1819年）。他以“体力劳动者在适当的指导下是一切财富和国家繁荣之源”来取悦他们。但是他提醒他们，英格兰及其劳工阶级们尚未到准备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他抵制不列颠政府目前应就其所有劳动大众直接予以雇用的任何提议和意图。他反对任何拔苗助长的方法，他拒斥革命为“预计产生和唤起一切仇恨和报复的邪恶感情的祸根”。不过，在他1820年的《告拉那克郡》（“Report to the County of Lanark”）中，他公开宣布目前英格兰需要的不是零星的改革，而是一个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制度。
在英格兰遭到挫折后，他满怀希望地寄望于美国，那里的几个教派做过几次共产主义的实验。1814年，一个德裔美籍人士组织的虔信派团体，沿沃巴什河（Wabash）的印第安纳保留区西南方购置了3万英亩的土地，在那里创立了一座号称“和谐”（Harmonie）的小镇。1825年，他们面临破产的危机。欧文伸出援手，给了这片土地和这座小镇4万英镑，重新命名小镇为“新和谐”（New Harmony）。他邀请仁慈的男女人士和他携手合作，在那里建设一个互助合作的公社。除了那里的学校由威廉·麦克卢尔资助外，他负担了一切开销。上千热心人士涌去，白吃了欧文一年，使自己慢慢地适应有规律的工作，对宗教和政治却迭起争论。1827年，在赔尽了4万英镑后，欧文将此社区交给麦克卢尔，自己回到不列颠。
他并未就此罢休。他领导了一次使工会发展成与生产性工业中的私人企业竞争的基尔特运动，全国建筑业者联盟（The National Operative Builders Union）接受建筑契约。其他的联合接踵而至，1833年欧文将它们组织成为一个全国总工会（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他希望它逐步取代不列颠的资本主义，最后取代国家。国会制订抑制性的法案进行干涉，并正式付诸实施，银行也拒绝借款。1834年，欧文接受了失败的事实。
他的一生，在工业上有如此成就的一生，此时似乎已到一败涂地的境地。信仰的不同也摧毁了他的婚姻，他的妻子是一名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当她发现他是一位不可知论者时，她天天担忧他会受天谴。后来，她督促他们的儿子罗伯特承担起乃父皈依加尔文教的责任。结果，儿子的宗教信仰遭受到相当大的挫折。自美返英后，欧文与妻子分居了；不过，他们仍维持着极为友善的关系。他并不害怕离婚，却也不急于离婚，他专心在自己的使命中。
他积极地支持有意实践他原则的几个公社：苏格兰的奥比斯顿村（Orbiston）、爱尔兰的勒拉辛镇（Ralahine）和英格兰的昆吾镇（Queenwood）。第一个公社在两年后解散，第二个在三年后，第三个则在六年后，他继续用讲演和文字发表他的理念，并亲眼见到了不列颠岛屿上许多消费合作社的成立。他不停地写作，向学术团体、政府人事部门和维多里亚女王进言改革。最后，1853年他转向唯灵论，变成各种媒介的中间人，与富兰克林、杰弗逊、莎士比亚、雪莱、拿破仑和先知但以理举行知心的晤谈。1858年，前尘往事成了泡影之后，他回到故乡纽敦，以88岁高龄在那里谢世。
他是一个好人，如任何一位自诩为十全十美的人一样，是一位几近大公无私的人。他不能完全超越自我，他在权力、成功和知识上暗自怀着一份自负感。他的事业表现在他的个人规范上，但是他主张竞争性的合作需要纪律和权威是正确的。一个人可能做得最好的是扩大自我而包容他的亲人、国家、同类，并因此在较大的利益上找到满足。这毕竟就是罗伯特·欧文在一种率真而进取的程度上做到的，将他视为改善人类生活的先知是不为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