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给予工人极少慰藉。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1798年一篇《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Population）的文章中，解释提高工资是无用的，因为这样会导致大家庭制度、增加依赖粮食供应的人口压力，不久将会恢复到人类自然不平等所产生的永久性贫穷。在他这篇著名文章的补遗中（1803年），马尔萨斯提出了自己的“工资铁则”（iron law of wages）：“劳工的工资永远受到需要劳工的比例节制。”在《政治经济学原则》（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0年）一，他警告节俭不能太过分，因为节俭会缩减投资和生产。他辩护“收益”（从财产投资上的回报）为“目前的勇气和智慧，与过去的精力和机诈的报酬”。他同意伏尔泰富人的奢侈为有技巧的工匠提供良好就业机会的说法。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他建议公共工程是生产缩减时期中增加就业的方法。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接受了他的朋友马尔萨斯的一般原理，并在之上建立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17年），成为卡莱尔所谓的“忧郁的科学”（the dismal science）的经典著作达半个世纪之久。李嘉图是一位在伦敦交易所发迹的荷兰犹太人的儿子，他皈依唯一神教，娶了一位教友会的女子作妻子，设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赚了一大笔钱，从事业上退休下来（1815年），写了几篇深奥难解的论文：主要是论财政的。1819年，他被选入下院，他在下院抨击国会的腐败，为集会自由、言论自由、贸易自由、组织工会辩护。他警告资本家，避免不列颠的地主任意提高租金，不久将吞并他们在工业上的收益。在他的划时代的论文中，他声辩提高工资绝不是真实的，因为生产成本增加导致的涨价，不久将增加的工资抵消，劳工的正当工资是维持他生存和繁衍子孙（不增加人口）所需的总和。李嘉图借生产所需的劳动总和来辩护商品的价值（不是价格），留给了马克思一点借口。他并不如他的科学一样的忧郁。他和马尔萨斯成为莫逆之交；不过，在私底下和文字上时常不尽趋同。他们两人都作古时（李嘉图死于1823年，马尔萨斯死于1834年），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提到他们时说：“我与亚当·斯密仅有一面之缘，与李嘉图相知甚深，与马尔萨斯堪称莫逆。就一门学问的3位大师，是我平生所知的3位顶好的好人而言，能不值得一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