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工厂劳动本身并不是当时不列颠工业的主要特征，大多数工业制品仍然在农村或都市家庭中的纺织机或旋盘上，或在工匠自己的作坊中生产，工厂大部分仍限于棉布、亚麻布或羊毛的加工生产。虽然如此，工厂在这个世纪中扮演的角色却是英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出插曲。
工厂设立在贫民窟且处于由工厂喷出的恶臭与浓烟笼罩之中，工厂内部通常布满了尘垢且脏乱，通风设备简陋，光线暗淡——直至1805年，各处装置了煤气灯时才有所改善。机器装备被工人小心照料，一天运行12至14个小时。因一些新发明的机器节省了劳动和人力，中午有一个小时可供休息午餐之用，然后苦工继续工作，大多数情形一直要工作到晚上8时，劳动力则随时由流离失所的农民或不注意节制生育的妇女来补充。
在雇佣工作上，妇女优先于男人，而童工又优先于妇女，因为要求的工资较低。1816年，41家苏格兰工厂的1万名雇佣工人中，男人有3146人，妇女有6854人，18岁以下的童工占4581人。工资更低廉而普遍受到欢迎的，则是由穷人救济部门的各级主管送到工厂的孤儿或穷人家的孩子。1802年的《工厂法》（The Factory Act）规定使用这些“学徒工”的最低工资给付标准，禁止他们每日的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但是国会拒绝给付指定强制实施该法案的委员们薪金。一般而言，童工现象在不列颠的工厂中一直到1842年才停止。
1800年，一位伦敦的成年男性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周18先令。在乡村中，大约不到此数的1/3。一般而言，一个家庭要想维持生存，妻子和小孩也要参加工厂劳动。雇主辩称，工资一定要降低，才能使工人们上工。有些劳动者周末要玩上两三天，他们再上工时仍然醉醺醺的，只有饥饿才能把他们带到机器房。
当然也有一些改进，有些雇主替他们雇用的人付房租和燃料费用。消费品价格低廉，直至1793年与法国开战时，工资大抵与物价同时涨落。那时，各个阶层在收入上都受到伤害，工人们的工资压低到生活所需以下时，他们遭受的痛苦就更大了。
他们居住在空气中充满了毒素的市镇上，滋生细菌的贫民区，拥挤的住宅区——有时是潮湿的地窖——经常见不到阳光，灯光暗淡，污浊不堪，家庭争吵令神经疲惫，私生活如空中楼阁，妇女唯一的避难所是信神，男人则是去公共场所。酗酒是每天的常事。家庭从水井或公共抽水机中取水。这些地方的水位不够时，妇女就到最近的河流或运河中取水。这些河流或运河中充满了因工业、家庭或人类排泄产生的污秽，如同废水一般。卫生也十分简陋，排水沟稀少。“我深信，”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当时是牛津政治经济学教授）于1890年写道，“就可资征信的现存资料，英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人力劳动的状况，要比1782年至1821年之间的40年更糟糕了。在这个时期中，工厂迅速地累积财富，地价增加了一倍。”这种情况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1795年至1840年，在苏格兰和英格兰长大的卡莱尔总结不列颠工厂工人在那一时期中的状况，认为英国人比他们中世纪农奴时期的状况优裕。工业进步使无产阶级分享到一点成长中的财富，在举止、服装、娱乐和语言上却留下粗俗的痕迹，“文明创造了奇迹，”托克维尔在访问曼彻斯特时写道，“受文明熏陶的人几乎又回到野蛮了。”荣耀归于曼彻斯特及其同类城市从它苦难的日子起所得的巨大进步。
最先于1601年制定的《济贫法》（The Poor Law），向穷人提供了一些帮助。该法由通常集合接受救济者到工厂工作的教区官员执行，它是用加于户长的特别税来资助的，户长们抱怨他们的税赋一无是处，却鼓励了无限增加的生育率，他们提议将税款移作防止社会紊乱的保险金。1795年以后，在许多地区救济金的比率是以补助认为不敷维持生活所需的工资而调整的，有些雇主即利用此种利益而维持低工资的给付政策。
尽管有这些补助救济办法，19世纪初工人们不满的情绪达于临界点。1824年，虽有防止改善给付的禁令，他们仍秘密地组织了。虽然禁止罢工，他们还是罢工，解散之后，他们重新罢工。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等这些改革者警告国会——除非工厂状况改善，否则损失不赀的暴动将有增无少。不满的情绪因与法国重起争端而受到扼制（1803年）。战争拖延下去时，不满的情绪又增加了，1811年竟演变成公开的叛乱。叛乱并非由工厂的工人领导，而是由诺丁汉城内或附近的家庭和小规模制作所的制鞋带和袜子的组织所领导的。这群男人和妇女依然记得农村空气清新的生活，也许他们与忙碌在织布机边的工作对照，对那种生活更向往。他们愤慨屈服于租给他们纺织机，供给他们原料，及以他或他的股份和资本供应者决定的比例买走他们产品的针织机商人。尤其是他们担心，即使目前的工作不久也将因繁荣的工厂和许多功能强大的纺织机而失去，在盛怒之下，他们决定捣毁一切机器，这些机器压榨了他们的生存空间。
一位名叫奈德（Ned）或路德（King Ludd）的小人物，也许是一位神秘人物，组织起这群愤怒的编织工人，并为他们的暴动拟订了计划。1811年秋，属于“路特派”（Luddites）的各个小队侵入各个地区，捣毁了他们发现的每一架织布机。这个运动经诺丁汉蔓延到兰开夏、德比郡、曼彻斯特郡，持续了一年（1812年）。这群捣毁机器者除了报复命令其工人向他们开火的雇主，未伤及任何人。半个英格兰战栗在恐怖中，令人想到法国大革命的情形。“当此之时，”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写道，“除了陆军以外，没有别的力量能保护我们不受到这场大灾难的恐怖威胁，一场穷人反抗富人的叛乱，能依赖陆军多久，是一个我不敢自问的问题……这个国家在我们的脚底下战栗。”威廉·科贝特——一位精力旺盛的自由派新闻记者——在下院替暴民辩护，诗人拜伦在上院发表有利于他们的一篇热情生动的演说。首相利物浦爵士在国会中通过了一些严峻的法律，而且派遣一个团的兵力压制叛乱。叛党领袖遭到围捕，在约克郡的群众审判上简单地定了罪（1813年），有些被驱逐出境，有些被当众吊死。机器加倍地增加。直到1824年，没有立法救济以疏解不列颠的劳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