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法国大革命的故事被叙述得像古代历史一样不偏不私，它在相同的界限内仍面临哲学上的论题：大革命由它的原因或结果证明为正当吗？它留给法国人民或人类意味深长的利益吗？没有他们在纷乱与苦难中的牺牲，这些利益能达成吗？一般说来，牺牲的记录会警示有关革命的终止吗？它有助于阐扬人类本性的意义吗？在此，我们仅说到政治革命——政府在人员与政策方面迅速与剧烈的变动。无暴力的发展我们应称为进化，不变动政府形式却快速而激烈或不合法地变动人员将是一场政变，任何公开地抗拒现存的权势都是反叛。
法国大革命的原因，简言之：（1）最高法院的反叛削弱了国王权力与贵族的忠诚；（2）奥尔良替代路易十六登上王位的野心；（3）资产阶级反抗国家在财政上的不负责任，政府干预经济，国家面临破产时教会不合作的财富和贵族的金融、社会与任命的特权；（4）农民反抗封建的税收与特许状、政府税收与教会什一税；（5）巴黎民众反对阶级压迫、法律的无能、经济的不足、高物价与军事威胁。资产阶级与奥尔良以金钱支持杂志与演讲者的宣传、群众的管理与第三阶级重组成为指挥革命宪政的国民会议。民众提供勇气、臂力、鲜血与暴力，胁迫国王接受国民会议与宪法，而且恐吓贵族与教会放弃他们的封建税与什一税。也许我们应将仁慈与优柔寡断的国王反对流血列为次要原因。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如此广泛，如此复杂、不同与持久，人们必须以公平的立场写19世纪的历史。
一、政治的成败是明显的：自由与部分有产阶级的农民取代封建制度，民事的法庭取代封建制度的法庭，财产有限的民主政体取代君主专制政体，适合商业的资产阶级取代有爵位的贵族成为最有力的管理的阶层。随着民主政治产生的是——至少在简短的警句与希望中——法律与机会的平等及言论、信仰与出版的自由。这些自由即因人类能力的天生不平等，及他们在住所、学校、财富上的不平等为之减少。几乎与这些政治、经济、法律的变革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大革命的群众扩张他们的影响力至意大利北部、莱茵地区、比利时与荷兰。在那些地区，封建制度也为之瓦解，而且在拿破仑崩溃后并未恢复。在这方面来说，胜利者是束缚的解除者，以他们统治榨取之钱财玷污了他们的天才。
大革命——借他们封建制度的男爵领地与通行税、他们不同的出身、传统、金钱与法律——统一那些半独立的省份而为一个有国家军队与国家法律之中央统辖的法国。这个变动，如同托克维尔（Tocqueville，法国政治家、作家）提出的，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发生。没有大革命，它可能依赖逐渐超越省界的全国性的商业的统一予以达成——颇像在美国全国性的经济迫使“州的权力”减弱而使联邦政府为之强大。
同样，没有大革命，这可能由农民的解放及增加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势和政治力量缓慢地达成。在国民会议期间（1789—1791年），大革命被广泛地证明有它长远的影响。1792年至1795年的大革命是野蛮谋杀的插曲，恐怖行为与道德崩溃，而这些却不适当地以外国阴谋与攻击作为辩驳的理由。1830年，在君主立宪政体建立之前的另一次革命，产生的效果近乎1791年达成的。
大革命从统一的法国获取的利益，因为国家主义造成新的集团仇恨而被抵消掉。18世纪，知识分子阶层趋向于淡化国家之间文化、语言与服装的差别，军队拥有外国的将领与士兵。大革命以征集入伍的士兵取代这些通晓数种语言的战士，并以国家取代王朝成为效忠的目标与战争的源泉。军队的将领们接替贵族的社会地位。爱国军队的势力压倒旧政权的懒散受雇者。法国军队在戒律与荣誉上进步时，它是国家混乱时法治的唯一来源，也是由政府无能与民众暴动引起混乱时的唯一避难处。
无可置疑，大革命促进法国与更远地方的自由。它暂时延伸新的自由至法国殖民地，而且解放那里的奴隶。但是，个人的自由包含公正惩罚（nemesis），它趋向于增加直到它超过社会秩序与团体生存的必需界限，不受限制的自由是绝对的混乱。此外，为大革命工作所需的能力性质，与建立新秩序所需的性质十分不同：前者的工作需要愤恨、热诚、勇气，而且忽视法律；后者需要忍耐、理智、合乎实际的判断，而且尊重法律。因为新的法律不受传统与习惯的支持，它们通常依赖武力作为他们的制裁与支持。自由的提倡者成为屈服权势的支配者，这些人不再是暴徒的领袖，而是军事政府保护与监督下有纪律建设者的领导者。大革命是幸运的，能逃避或缩短独裁政治，并为后代保存自由的利益。
二、大革命的经济成效是自耕农制与资本主义，而且各自产生循环不息的影响。有财产的农民成为有权势的保守派，这使无财产的劳动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徒劳无功，并在大革命及其余震的一个世纪的动乱期间成为国家稳定之锚。资本主义在乡村受到阻碍而向都市发展，可自由流动的货币替代土地财富成为经济与政治的力量，自由企业逃避政府的控制。劳动阶级借“市场”中的竞争——不为法律阻止的经济活动的力量，赢得他们决定价格、工资、产品、成功与失败的战争。财物在各省之间的移动不受内陆通行税的阻碍与延搁。工业财富增加，逐渐集中在最高阶段。
大革命——或者立法——不断重新分配集中的财富，但是能力不等或特权使之再度集中。不同的个人才能必须有不同的报酬。天生的优越条件产生环境或机会的优势。大革命尝试减少这些人为的不平等，但是它们很快被恢复，而且最快地处于自由政权之下。自由与平等是敌对的：人类享有的自由越多，他们越易获取他们天生或环境优越的成果，因而在政府偏袒自由企业与支持财产权的情况下不平等为之增加。平等是不稳定的均衡，任何继承，健康、智慧或性格上的重要改变，使其迅速瓦解。大多数的革命发现这一点，如同在独裁国家，仅能用限制自由的方法抑制不平等。在民主政治的法国，不平等无拘束地增加。至于博爱，它被断头台摧毁，终于成为一项协议。
三、大革命的文化成果仍然影响我们的生活。它颂扬言论、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却苛刻地削减这些自由。在战争的沉重压力下，拿破仑结束了这项自由，但是这一原则幸存并在19世纪历经许多抗争，成为20世纪民主政治值得接受的要求并实施。大革命计划创始全国性的学校制度。它激励科学成为可替换神学的世界观。1791年大革命政府指派一个委员会，由拉格朗日率领，为新近统一的法国创定重量与尺寸的新制度。这种合成的公制于1792年正式被采用，并于1799年成为法律。它必须通过各省打开一条生路，直到1840年它才获胜，现在公制艰难地取代了大不列颠的12进位制。
大革命开始隔离教会与政府，但在天主教势不可挡的法国及传统地依靠教会给予人民道德教育的情况下，这显得十分困难。这种隔离到1905年才完成。为了尝试进行隔离，大革命努力传布自然道德规范，我们觉察到这已失败。从某些方面来说，19世纪的法国历史仍痉挛般定期地企图从大革命的道德崩溃中复苏。20世纪接近它的目标，却未发现可转变人类的兽性成为道德宗教的自然代替物。
大革命为政治哲学留下一些课程。它使扩张的少数派了解人性在各个阶层是相同的，那些革命家为了增加权势，举止像他们的祖先，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更为粗鲁——将罗伯斯庇尔与路易比较。民众觉察到，人类强烈的野蛮本性不断地对文明的克制施以压力，于是变成大革命宣言的怀疑论者，不再期待清廉的政治家与神圣的“上议院议员”，他们失望于大革命仅能达成如同进化必然达成的及人类的天性将许可达成的。
即使有它的短处——可能因为它的无节制，大革命在回忆、感情、希望、文学与艺术方面，留给法国与其他的国家——从俄国到巴西，深刻的影响。甚至到了1848年，老人经常告诉孩子们关于动乱时期的英雄与恐怖，及所有传统价值受到无情怀疑的粗鲁。很难像以前那样鼓动幻想与热情，重现那种美景的快乐状态，或者刺激男人与女人不断尝试了解历史性十年的高贵幻想。这令人惊异吗？它的残忍故事使人变得悲观乃至丧失各种信仰，在下一代将是叔本华与利奥帕尔迪，拜伦与缪塞，舒伯特与济慈那样的人。还包括鼓舞希望与勇气之士，像雨果、巴尔扎克、戈蒂埃、德拉克洛瓦、柏辽兹、布莱克、雪莱、席勒、贝多芬。在古典派的谨慎、传统、禁律与抑制的背景中，浪漫派的情绪、幻想与欲望得到高升。有26年之久，法国通常在大革命与拿破仑——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在他最伟大的浪漫史的魔力下惊叹与犹疑，而且半个世界常常受到这一时期的事件的恐吓与鼓舞。只是这种高尚与困苦，在一个国家表现得如此卓越与深刻，是史无前例的，而以后可能永不会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