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不偏爱理论科学，但它激励应用科学以配合社会为自由而战的需要。因此，化学家拉瓦锡改进火药品质与生产，有助于美国与法国的革命。贝托莱与其他化学家受英国封锁刺激，找到进口的糖、苏打与靛青的代替品。拉瓦锡被当作投机商被斩首（1794年），但是一年后，大革命政府否认这项行动并恢复他死后的名誉。国民公会以隶属于它的委员会保护科学家，实施他们的计划，颁行10进位制度。督政府给予新法兰西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很高的地位，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勒让德尔、居维叶、德朗布尔、贝托莱、拉马克——这些名字仍然闪耀在科学史上——是它最早的会员。科学暂时取代宗教成为法国教育的主要部分。波旁皇族的复辟中断了这项行动，但是随之而起的是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哲学”。
拉格朗日与勒让德尔在数学方面留下他们永恒的符号。拉格朗日有系统地陈述“微积分的变数法”，其方程式仍然是机械科学的一部分。勒让德尔从1786年至1827年致力于椭圆积分，把他的结果发表在《函数专论》（Traitédes Fonctions）上。加斯帕尔·蒙日，一位小贩的儿子，发明图形几何学——在二次元平面上描绘三次元物体的方法，他创立铜与锡全国性的开发，写了一篇关于制造大炮的优良技术的著名论文。作为大革命政府与拿破仑的数学家与行政官，他度过漫长的职业生涯。拉普拉斯以他《天文学史话》（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1796年）激发欧洲的知识分子，因为这是有系统地陈述星云的假设而且尝试解释宇宙为单纯的构造。拿破仑问他“谁创造这整个”架构时，拉普拉斯答道：“我不需要那个假设。”拉瓦锡作为现代化学的创设者，担任公制设计委员会主席（1790年）。贝托莱推展理论与实际的化学，协助拉瓦锡设立新的有系统的化学命名法，而且以其原矿变为铁及铁变为钢的方法，帮助其整军备战的国家政府。比沙（Xavier Bichat）用他组织的显微镜的研究，开拓他的工艺学。1797年，他在生理学与外科手术上开始一连串演讲，他摘要他的结论于《普通解剖学》（Anatomie Générale，1801年）。1799年，他年方28岁，被指派为主宫医院（H?tel Dieu）的医生，他因为跌倒（1802年）结束31岁的生命时，正着手研究由疾病引发的组织性改变。
卡巴尼斯在他那个时代被当作一名医生，后代则发现他是一位哲学家。1791年，他作为医生看顾濒死的米拉波。他在医学院讲授卫生学、法医与医学历史。他曾代理巴黎所有医院的院长。他是杰出的人物之一，他还深爱着哲学家爱尔维修的寡妇。他接触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孔多塞、孔狄亚克、富兰克林、杰斐逊。作为一名医学研究者，他特别喜欢孔狄亚克，孔狄亚克以“所有知识来于感觉”主宰法国的哲学舞台。这个感觉论的现实主义之含意引起卡巴尼斯的兴趣，相关理论将他发现的精神与物质之间的作用配合得很好。他的名言甚至震惊了同时代的高深的思想家：“正确观念运作的结果是构成思想，因而必须视头脑为特别器官而其特别功能是产生思想，如同胃与肠有担任消化、肝过滤胆汁等特别功能。”
不过，如同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完成的论证，卡巴尼斯坚持感觉先进入一个在出生时已一半形成的组织，其后受每次经验的影响，不断运送它的已往至它的细胞与记忆中，形成变动的性格的一部分，包括内部感觉、反射作用、直觉、感情与愿望——因此他修改孔狄亚克的分析——精神物理的全体因而按照它收到的感觉的结构与意向，制成模型。在这个意义上，卡巴尼斯同意康德，思想不是记下感觉的白板（tabula rasa，没写过的书版），它是转换感觉成为理解、观念与行动的组织。但是（卡巴尼斯坚持），康德如此尊重的思想不是从组织与神经生理器官的实体中得到。
这个明显唯物主义的系统说明在12份论文报告的第一份（1796年），卡巴尼斯于1802年以《人类精神与物质的相互关系》（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的主题合并出版。它们透露急切地活跃于好奇与思索领域的有力的思想（或者头脑）。第一篇论文研究心理状态的不定相关，并且是生理心理学的纵览。第三篇分析“无意识”：我们累积的记忆（或神经中枢的记入）可结合外在与内在的感觉而产生梦，或者可不知不觉影响我们的观念，甚至在最警觉的清醒状态。第四篇认为思想的年纪与身体的一致，以致同一个人的观念与性格在他20多岁时与他70多岁时可能完全不同。第五篇成功地讨论有关腺的分泌——特别是性的——可能影响我们的感觉与思想。第十篇主张人类由成为遗传的偶然变化与突变而进化。
在一本据称为卡巴尼斯死后16年出版的《关于第一因的一封通信》（Lettres sur les causes Premières，1824年）中，他似乎收回他的唯物主义，承认上帝赋予人智力与意志。唯物主义者可能使我们想起优秀的外科医生提醒过我们：防备上年纪的身体影响相关的思想。怀疑论者可能假设意识的神秘导致卡巴尼斯怀疑：唯物主义简化非常复杂并与目前相关的现实。无论如何，一位有道德的哲学家应使他自己想起：有时，他是在无限大的空间中执行教皇职务的人。
哲学时代幸存的两个人亲身感受到十分热烈而必要的大革命。雷纳尔以《哲学史》成名于1770年，见到民众的无节制致使启蒙运动的光明变为阴沉，他于1791年5月31日，寄给宪政会议一封抗议与预言的信。“我久已尝试让君主知道他们的职责，今天让我告诉人民他们的过失。”他警告，群众的专横可能有如君主专制的残酷与不公正，只要宗教或教士策略的反对者无拘无束地表达他们的见解，他即保护教士传教的权利。同样，他谴责政府资助任何宗教（政府当时付给教士薪金），并利用反对教权的暴徒打击教士。罗伯斯庇尔说服恼怒的立宪会议对78岁的哲学家网开一面，但雷纳尔的财产被没收，他死于贫困与失望（1796年）。
沃尔内（Volney）度过大革命，而且了解从霍尔巴赫到拿破仑在巴黎的知名之士。在数年旅行于埃及与叙利亚后，他被选入三级会议，他服务于立宪会议一直到它1791年被解散。1791年，他发表其引起共鸣的漫游哲学《在废墟那里默想帝国之大革命》（Les Ruines，ou Méditations sur les Révolutions des Empires）。什么致使如此多的古代文明崩溃？沃尔内回答道：它们的衰落是因为与专制政府有关联的宗教的超自然信仰和因代代之间知识传递的困难而招致人民的无知。既然神话的信念失去它们的支持物，而且印刷品加速知识的保存与文明的移转，人类可能希望设立以道德法规支持的永久的文化。其成长、其智识散布，将开设人类对不合群趋势的控制，促进合作与和谐。1793年，他被当作吉伦特派人逮捕，留在狱中9个月之久。获释后，他乘船至美国，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却被亚当斯总统抨击为法国间谍（1798年），他匆忙回到法国。在拿破仑统治下他作为一名参议员，反对从执政府变为帝国，隐退至适于做学者的僻远地方，一直到路易十八让他于1814年成为一名贵族。他死于1820年，经历波旁王族的罢黜与复位。
